（一）“奢比尸”指狮身人面像吗？

《山海经》中有记载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奢比尸。”有学者注意到其形像“犬耳，兽身，珥两青蛇”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近似，且认为其名称“奢比尸”与古希腊语对狮身人面像的称谓Sphinx也相似，进而认为“奢比斯神应是埃及的斯芬克司”。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事迹在东方的流传》一文已言及，今再作补充论证。

斯芬克司（Sphinx）出自希腊神话，指一种狮身人面的神怪，其希腊名为Σφίγξ，由希腊文动词σφίγγω (sphíngō)“挤”“榨”“掐死”派生而来，Sphinx系英文写法。在希腊神话的著名故事“底比斯的斯芬克斯”（the Sphinx at Thebes）中，神怪斯芬克斯以谜语向旅行者设陷，掐死未能正确回答者，正反映了其名称词源的意义。

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像原形为古王国第四王朝（the Fourth Dynasty of the Old Kingdom）之哈弗拉（Khafre，或Chephren切弗仑）法老（Pharaoh），其时代为公元前2570年。狮身人面像的古埃及名尚不十分清楚，有学者认为名为Hor-em-akhet，意为“地平线上的荷鲁斯”（Horus in the Horizon），指守护地平线的荷鲁斯神。古希腊人在与古埃及人的交往中，因见狮身人面像与自己神话中的神怪名形相似，遂以希腊名呼之。

公元前4世纪，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先后征服了埃及、波斯与中亚。亚历山大死后，不少希腊人在中亚留居不归，希腊文化也传播到此。如果把奢比尸神比为古埃及狮身人面像之说能成立的话，那应当与存留于中亚的希腊文化有关。但《山海经》在上一段记载之后又有一句“奢比之尸在其北，亦神名也。……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按此，“奢比”应为神之名，“尸”为其遗体，并不能径将“奢比尸”与希腊名Sphinx相类比。因此，说《山海经》中“奢比尸”名源自古希腊语对狮身人面像的称谓Sphinx之议也就无据了。

另外，“奢比”若是个音译词的话，则应先考其在《山海经》成书时代之读音，方能与Sphinx比较。“奢”之上古音，诸家观点不一。高本汉-王力一派读作ɕîɔ/ɕia, 斯塔罗斯金拟为tia，韵母同为阴声韵，但声母异；董同龢拟作ɕîăg，声母同于高本汉，但为入声韵；李方桂与周法高拟为sthjiag，复声母，入声韵；郑张尚芳、潘悟云与许思莱意见较相近，郑张为hlja，潘作qʰla，而许作lha。还有一些其他看法，兹不赘举。

“比”之上古音：高本汉与周法高分拟为bhîər/pîər与bjier/pjier/bjiet；董同龢拟作bhîed/pied，归入声韵；李方桂给分别出数种拟音：pjidx/bjidh/bjit；白一平为bjijs，去声尾；郑张尚芳与潘悟云相近，也给出数种拟音，分别阴声韵piʔ/bi，去声韵pis/bis与入声big（郑张、潘）/bigs（潘）；而许思莱则分别作阴声音piʔ/bi，与入声pih/bih；金理新拟为bi̠rs/pi̠r？；白一平-沙嘉尔认为其声母可能复辅音，拟作C•pijʔ/pijʔ，等等，不一而足。诸家所拟虽颇有区别，但韵尾皆归入声或去声，均无鼻音，即不归入阳声韵，而Sphinx读音中含鼻音-n-。在《山海经》时代，“奢比”之读音与希腊语Sphinx相去甚远，不可能是其汉字音译，若用汉字音韵，须用阳声字。

我国上古史与史前考古学者则将上述《山海经》中所记“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奢比尸”之神，与“帝俊”联系起来，足见主流学界认为“奢比”为上古中国本土神祇，而非外来者。

（二）阿荔散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逝后，留居中亚的希腊人后裔建立了几个地方性希腊化王朝，其中有一个称舍竭(Sāgala)国，其国王名弥兰，后来皈依了佛教。有一部佛经题为《那先比丘经》，讲述了僧人那先（Nāgasens“龙军”）劝弥兰国王信佛的故事，在那先与弥兰国王的对话中，言及弥兰国王的出生地：

巴利文中有《弥兰王问经》（Milinda Pañha）有类似的记载。伯希和曾发表过《<弥陵陀问经>汉译本中的专有名词》（Les noms propres dans les traduct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ñha），有冯承钧汉译，其中曰：“佛典之在西方，最能引起研究兴趣者，无逾巴利藏之《弥陵陀问经》，即记述希腊王Menandre（旧称弥兰）与比丘Nagasena（此言龙树旧译那先）问答之经也。”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提及的弥兰国王引起西方学界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出生地汉文曰“阿荔散”，巴利文作Alasanda。伯希和认为弥兰生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之畔的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城。次年，伯希和又发表《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再次强调此观点，但说了一句留有一定余地的话：“予未敢断言犁靬之必为亚历山大，顾此种考证，较前此诸说为完满，甚愿有人讨论也。”

 巴利文本中的Alasanda，即汉译本所见“阿荔散”学界无异议。至于这个阿荔散/Alasanda在哪里，则见解各异。近年来国内有关依据汉译《那先比丘经》、巴利文本《弥兰王问经》与有关文献与考古资料，以及境外学者的既有成果，探究留居东方的希腊人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重要者除了上述杨共乐之外，还有杨巨平，皆否定“阿荔散”指埃及之亚历山大（Alexandria）城之说。近年来，有学者对佛教历史上有关那先劝说弥兰国王信佛的记忆及其研究作了总结。故而《那先比丘经》中之弥兰国王的诞生地“阿荔散”只能说与埃及亚历山大城同名，有一点间接的关系。不过，唐代的杜佑曾在其著作《通典》“边防九”中描述过“犁靬”（即“黎轩”）“幻人”的相貌：蹙眉峭鼻，乱发卷须。黎轩即今埃及北部濒临地中海尼罗河口之西的之亚历山大（Alexandria），也就与埃及有关了。

大航海以前，埃及形象在中国的形象经历了一个逐渐清晰，其本名、地理、交通线与特产等渐为国人所知的过程，其转折点在宋代。

（一）忽斯里——埃及的本名

南宋周去非在记海外诸番航达岭南所经距离远近时，说：

宋时华南的番商多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海域，大体上每年春夏乘南风而至，待秋冬北风炽盛时返，即所谓“一岁可以往返”。红海沿岸前往西印度沿岸的季风秘密在波斯帝国时代已为人发现，即东地中海与红海的商贾欲至印度，需秋冬时利用西北季风启航南下，航至次大陆南端或斯里兰卡。印度南部与斯里兰卡，是季风航海时代西印度洋（包括红海与波斯湾）与西太平洋之间海路交通的枢纽。来自红海与波斯湾的商贾在冬季到达次大陆南端后，必须在此驻冬候风。等来年春夏印度洋东南风起时，才能起锚航向中国，“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岭外代答》中提及的“默伽”，即伊斯兰教的圣地 “麦加”；而“忽斯里”，则指埃及。这条记载非常重要，缘因系埃及的本名首次出现于汉籍。在周去非看来，“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几乎是渺不可及。

我国最早探究“忽斯里”名称来源的，或为长于西学的冯承钧先生，他在注《诸蕃志》中的“蜜徐篱”时写到：

“忽斯里”（Miṣr），源于古闪米特语（the ancient Semitic languages），尤其是阿卡德语（Akkadian）之名词Miṣru，其意义为“边界”或“前线”。在犹太教希伯莱语《圣经》中，已有מִצְרַיִם (Mitzrayim)这个地名，指埃及。阿拉伯语接受了这个名称，写为مصر（Miṣr）。在历史上，Miṣr曾指整个尼罗河流域，已使用了上千年，后成为埃及的名称，在《古兰经》已提及。有时亦称今开罗地区。闪米特语学界均认为，希伯莱语的Mitzrayim与阿拉伯语的مصر（Miṣr）有共同的闪语词根。希伯莱语的Mitzrayim是Matzor的双数形式，可能反映古代埃及古埃及的上下埃及之分，为阿拉伯语مصر（Miṣr）“埃及”的同源词。爱德华·威廉·兰恩（Edward William Lane）在其著名的《阿拉伯—英语辞典》（Arabic-English Lexicon）中，对مصر（Miṣr）的解释可资参考。

如果说《岭外代答》只言及埃及的本名忽斯里的话，那么在稍晚的赵汝适根据自己在泉州的调查所写的《诸蕃志》中，埃及由于信息的大量增加，其形象也更为清晰与鲜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诸蕃志》中，埃及的信息是分三处介绍的，一是“大食国”，二是“忽斯里”，三是“遏根陀”。这里先述“大食国”与“忽斯里”两条，“遏根陀”的内容置于稍后。

1．《诸蕃志》“大食国”条

此“大食国”并非全指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相当部分是描述都于巴格达的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其文曰：

这里几个问题引起研究者强烈兴趣。一是，以泉州为出发点地地理方位及从泉州至大食的航程。赵汝适说，其地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这个方位是相当准确的。若从明初之《郑和航海图》看，似乎绘图者并不关注地图中各地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地上的具体地理方位，而是以航行中的船为视角中心，将主要注意力置于船舶及其航线的前后左右，与多数中国古代地图反映出来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感区别明确。赵汝适在其书序言中提及，他在任职市舶司时，曾“暇日阅诸蕃图”，可见他所见的“诸蕃图”之制式应当大致同于今日所见者，且该图中也包括远在红海与地中海之滨的埃及。他称忽斯里在泉州西北绝远处，可能就是根据他所阅览的某幅“诸蕃图”。

赵汝适是以船舶的航程来表述从中国到埃及的距离之远：整个海路分为二程，一是冬季从泉州启航，顺风行40余日抵今苏门答腊岛之西北角之蓝里。时此西北季风已经结束，随行的商使必须在当地驻冬，买卖商品。至来年春印度洋南风盛行时，从当地再度启航向北航行60余日始抵目的港，这是第二航程。从两段航程所需时日对比看，从蓝里开始的第二段60余日，要超过泉州至蓝里40余日的50%，远超从印度至波斯湾的时间，显然讲的是从泉州市驶向红海的水路。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

二是，这里讲到大食国都“蜜徐篱”，即前述“勿斯里”。Miṣr这个地名除了指埃及之外，时而用来指今之开罗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举例。“黑衣大食”即阿巴斯王朝以“白达”，即巴格达为都。这里说其城名“蜜徐篱”，即开罗为都，足见所言“大食”并非阿拔斯王朝。10—13世纪以埃及为统治中心，都于开罗城的先后为法蒂玛（Fatimids）、阿尤布(Ayyubids)与马木路克（Mamuluk Sultanate）三个王朝。赵汝适生活的时代，相当于埃及的法蒂玛与阿尤布王朝时代。唯其所描述的情况究竟是指法蒂玛时代还是阿尤布时代，要具体加以分析。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

赵汝适在“蜜徐篱”之后小字所注之“或作‘麻啰拔’”之举令人费解，当有误。“麻啰拔”为Mirbat之音译，此名指为今阿曼国萨拉莱省濒临阿拉伯海之一港口，其遗址位于萨拉莱省首府佐法尔（Zufar）以东，距埃及甚远。文中所提及的“足以灌溉”的“溪涧之水”，与其东南之“大港”，留待后面再议。

2．《诸蕃志》“勿斯里”国条

该条曰：

赵汝适有关“勿斯里”这段记载中有几点非常引人注意。第一是说勿斯里国归“白达国”统治。“白达”即巴格达（Baghdād），元代译称“报达”，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都城。“白达国”已出现于《岭外代答》中，曰：“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大食诸国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国富盛。”“佛”即伊斯兰教之先知，又称“圣人”。而“麻霞勿”，即穆罕默德（Muḥmad）之宋译。黑衣大食统治者皆系穆罕默德女婿阿里子孙，即此“佛麻霞勿之子孙也”。

《岭外代答》所举之大食属国有五：麻離拔（即上引《诸蕃志》之麻啰拔，Mirbat）、麻嘉（今麦加）、白达（巴格达）、吉兹尼（阿富汗之伽兹纳Ghazna）及眉路骨惇，并无忽斯里，即埃及。以埃及这统治中心的法蒂玛王朝奉逊尼派，而阿巴斯王朝则为什叶派，两者为敌对关系。所以前面所引周去非记航达岭南海外诸番时，所言及之“勿斯里”，应为法蒂玛朝时代的埃及。

至赵汝适著《诸蕃志》时，埃及已由转奉什叶派的阿尤布王朝统治。该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多有使节往来，名义上奉之为正朔。而阿拔斯哈里发则承认阿尤布王朝对埃及的统治。记载这一时期埃及与黑衣大食的关系主要史料是伊本·阿昔儿（Ibn al-Athīr）的《全史》（al-Athīr’s Al-Kāmil fī al-Tārīkh, The Complete History），与马黑里子（al-Maqrīzī）著作《市井规制与历史遗迹记述中的正念和告诫》（al-Mawāʿiẓ wa al-Iʿtibār fī Dhikr al-Khiṭaṭ wa al-Āthār，Lessons for the Mindful and Admonitions in the Account of Urban Plans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当代海外的一些重要学者皆在其相关论著中，基于上述史料对阿尤布王朝名义上承认阿拔斯王朝为上国之事有所论述。

第二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史文中称勿斯里“管下一十六州”，这是汉文史料首次言及中世纪埃及的政区，也是一条重要的查核史料可信性的线索。

查14世纪阿拉伯作者合勒合珊迪（Al-Qalqashandi）在其包罗甚广的著作《夜盲者的黎明》（Subḥ al-A’shā）中，详细讲述了马木路克王朝时代埃及的行政地理及政区。他说，当时尼罗河三角州分为十州，如葛而比亚（Gharbiyya）与沙尔其亚（Sharqiyya）；而在上埃及则有六个区，如阿斯由特（Asyut）、忽思（Qus）与阿思旺（Aswan），合计共有16个区域（niyaba）。

这些史料所述虽为马木路克时代，但从赵汝适的记载看，当有更早的起源。在阿尤布朝，甚至在法蒂玛朝时代，上埃及应当就划分为六州，而下埃及则分为十州。从以上查核结果看，赵汝适有关忽斯里地理的资料来源是十分可靠的。

第三个要点是文中提到“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其实在“大食国”条中已经提到，“农民耕种无水旱之忧，有溪涧之水足以灌溉，其源不知从出，当农隙时，其水止平两岸，及农务将兴，渐渐泛溢，日增一日，差官一员视水候至广行劝集齐时，耕种足用之后，水退如初。”这里的“江”与“溪涧”，无疑均指尼罗河。而在《诸蕃志》所记载的“遏根陀国（即尼罗河口之亚历山大城）”中，也说当地“结渠透大江”。作为首次记录了这条非洲大河的《诸蕃志》，居然三次提及它。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忽斯里条中还言及尼罗河水与沿岸农业之间紧密的关系。

及至13世纪，随着蒙元军事力量伸及遥远的西亚，更多有关尼罗河的消息也传到东方。《永乐大典》中保留了两条有关尼罗河新信息的记载，一次讲：“密斯儿之地，有清江一道，名‘卢的泥勒’”，第二次讲“密斯儿麦，国朝遣使至密斯儿之地，云：其国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

上述记录中，一次称这条大河为“清江”，另一次称“清水江”，与《诸蕃志》中所述“有江水极清甘”完全对应，可见是中国人对尼罗河的一贯认识。最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保留的这段记载中，说这条大河“名‘卢的泥勒’”。

“卢的泥勒”显然是尼罗河（Nile）的波斯文名称رود نيل（Rūd-I Nīl）的汉字音译。 “卢的”乃波斯语رود（rūd）的音译，意为河。明代四夷馆所编《回回馆译语》之“地理门”中，有“رود（rūd），江，鲁得”一词；而在会同馆所编之《回回译语》的“地理门”里，则收有词“湖，鲁的”，即此“卢的”。

“泥勒”则显然是尼罗河的阿拉伯/波斯语名称نيل (Nīl)的音译。尼罗河名称的词源可追溯至希腊语Νεῖλος。阿拉伯语称尼罗河为Bahr al-Nīl。如果明使臣在埃及所听到的尼罗河的名称以阿拉伯发音的话，应当写为“巴哈鲁泥勒”一类的形式。可见当时的中国使臣造访埃及时，所携之翻译为波斯语译员，所以才会有以波斯语“卢的泥勒” رود نيل（Rūd Nīl）来称呼尼罗河这样的事。

《永乐大典》中的文字说“国朝”有使臣访问密斯儿，也就是埃及。在《永乐大典》中，“国朝”二字抬格写，按此规格看“国朝”当指明朝。永乐年郑和下西洋最初几次下番航行均未抵达红海。试查其它文献（包括《明实录》），亦未见出使埃及事。故这里的“国朝”，应当是原文照录的元代文字，也就是元代应当有使臣访问了当时的马木路克王朝统治下的密斯儿（埃及），《永乐大典》中所保留的这两段内容，应当出自这个元朝使团在埃及的见闻。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国人得知尼罗河对埃及农业的重要性。《诸蕃志·大食国》条说“溪涧之水”，也就是尼罗河水“足以灌溉，其源不知从出，当农隙时，其水止平两岸，及农务将兴，渐渐泛溢，日增一日，差官一员视水候至广行劝集齐时，耕种足用之后，水退如初”。而《勿斯里国》条则说，其地“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藉以耕种，岁率如此”。《永乐大典》中所存资料则去“清水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诸蕃志》还䃼充说，“蒲啰牛第三代孙名十宿”，也即亚伯拉罕（Abraham）之曾孙约瑟夫(Joseph)“曾据此国，为其无雨，恐有旱干之患，遂于近江择地置三百六十乡村，村皆种麦，递年供国人日食，每村供一日，三百六十村可足一年之食”。夏德、柔克义已指出，“十宿”与“蒲啰牛”分别为《圣经》中人物约瑟（Joseph）与亚伯拉罕（Abraham）两人名之宋译。约瑟之父为雅各（Jacob），祖父为亦撒（Isaac），而亚伯拉罕则是其曾祖父，与赵汝适所记“十宿”为“蒲啰吽”三代孙吻合。不可《圣经·创世纪》只言及约瑟在埃及丰年时筹粮，以备荒年之需之事，并未有一言谈及建立数百村种植麦之事。

（二）憩野、遏根陀

《诸蕃志》在《大食》条中所记阿尤布王朝都城“勿斯里”，前已论及，乃开罗之另称。除此之外，赵汝适还讲，勿斯里国“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前辈学人已指出，“憩野”为开罗的阿拉伯语القاهرة（al- Qāhirah “胜利的”）之音译。查“憩”之宋代拟构为kʰi，“野”为ˀjæ，合而为kʰi-ˀjæ。这是开罗名称首次记录于汉文史籍。赵汝适既称“大食”都城为“勿斯里”，又说“忽斯里”国内有一州名“憩野”，恐怕是从不同渠道调查而得的资料拼接而成，而不知开罗亦称忽斯里。

最初言及“开罗”城名来源的是马木路克史家马黑里子（al-Maqrizi），他在其著述《舆地》(al-Khiṭaṭ)中提到： وسميت القاهرة لأنها كوّنت في زمان القاهر النجم وهو المريخ（Wa summiyat al-Qāhirah li-annahā kawwanat fī ndro al-Qāhir al-najm wa huwa al-Mirrīkh）“其被命名为al- Qāhirah(开罗)缘其（按此城）奠建时（按公历969年）正值火星(al-Najm al-Qāhir)，即征服之星升至虚空。”

由于开罗（al-Qāhirah）意为“胜利的”或“征服者”，将此天文星像与法蒂玛朝哈里发穆亦子·里·丁·阿剌（Muʿizz li-Dīn Allāh）对埃及之征服联系系在一起。而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作家亦宾·堵黑马黑（Ibn Duqmaq，逝于1406年）在其作品《诸城市项链中央珍宝之胜利》（al-Intiṣār li-Wāsiṭat ʿIqd al-Amṣār）除此说之外，还讲法蒂玛朝大将招哈鲁昔乞里（Jawhar al-Siqillī）在此之前还有意按穆亦子（Muʿizz）哈里发之父之名满速儿哈里发（Caliph al-Manṣūr），将此城称为“满束里耶”城（al-Manṣūriyya）。这说明，赵汝适所获有关“憩野”的信息是法蒂玛王朝时代的。

应当指出，赵汝适有关勿斯里国“有州名憩野”的说法是不对的，“憩野”也就是开罗，是勿斯里的都城的名称，而非一个普通的州名。

前面已经提到，赵汝适的在其《诸蕃志》对埃及的描述集中于三处，前两处分别为“大食国”条与“勿斯里国”条，而第三处则“遏根陀国”条，曰：

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屋，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

这段史料的中心，是那座引人注目的“大塔”。文字虽不长，透露信息颇多，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

1.遏根陀名之来历

《诸蕃志》中所记录的遏根陀国，虽然指的是埃及尼罗河入海口濒临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h）城，但并非直接音译自阿拉伯语地名Alexandriah，而是译自亚历山大大帝在伊斯兰世界通用名Iskandar（在明初《回回药方》中音译为“亦思刊答而”）构成的城名Iskandariah。

亚历山大希腊文写为Ἀλέξανδρος（Alexandros），系由动词alexein“防卫”“护卫”（to defend）+ andros “人们的”（of men）组合而成，其意为“人们之防卫者”。此名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战，建立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亚历山大帝国而四海皆知。人们不禁会问，亚历山大的名字Alexandros为何会在伊斯兰世界中变为Iskandar（“亦思刊答而”）？从字形拼写上讲，从Alexandros到Iskandar，要经历三个重要转变，一为首音节Al脱落；二为词中辅音组合（辅音结，consonant cluster）-ξ-（-ks-）转变为-sk-；第三，尾音节-os脱落。

在前伊斯兰时代的叙利亚文（Syriac）文献中，亚历山大之名按希腊文的读法而写为Aleksandaros；而在古波斯语钵罗婆文（Pahlavī）文献中则写为Aleksandar。笔者曾经这样解释：阿拉伯语专有名词前常置有定冠词al-，亚历山大城名Alexandria之首音节Al-被误认为系定冠词al-+城名esandria→ksandria。由于辅音换位的影响，ksandria转为skandria，故而阿拉伯人称亚历山大为Iskanderiah（《诸蕃志》音译为“遏根陀”。）。在阅读了更多文献后，重新思考发现笔者上述说法是建立在此名系从希腊语直接传入阿拉伯语的，但这个前提尚不能完全成立。因为目前以亦思刊答而（Iskandar）指代“亚历山大”最早存世阿拉伯文献为公元8世纪的。而在此之前，在公元7世纪的叙利亚文文献中，已将亚历山大大帝写为亦思刊答而（Iskandar）。

此文献为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东方教会信众中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的叙利亚文译本，该译本在拼写亚历山大的名字时，除了采用沿袭希腊语原本读法的ܐܠܟܣܢܕܪܘܣ (Alaksandaros)拼法之外，还拼写为ܐܣܟܢܕܪ （Iskandar/亦思刊答而)的形式。至于阿拉伯文中最初将亚历山大写为亦思刊答而（Iskandar）的时间，是否真的晚于上述叙利亚文形式出现的时间，还不能最后确定。

2．“徂葛尼”：亚历山大大帝的另称

赵汝适所记录的古“异人徂葛尼”之名称，为阿拉伯语中亚历山大的名称Dhu al-Qarnayn (ذو القرنين， “双角人”)之宋代音译。此名在《古兰经》被几度提及，马坚汉译本音译为“左勒盖尔奈英”。这是公元前4世纪建立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亦思刊答而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伊斯兰史料中最常见之名称。《古兰经》描述他是一位正义的统治者，从“日落处”走到“日出处”。

阿拉伯人以“徂葛尼”（Dhu al-Qarnayn “双角”）之号称呼亦思刊答而大帝有其来历。公元前332年，亦思刊答而进军至埃及时，称神谕称其为埃及之神阿蒙（Amum）之子，遂将希腊神宙斯（Zeus）与阿蒙神合二为一，以强化其有权统治埃及的理念。阿蒙神的形像是带双角的公羊头，故而亦思刊答而以后的宙斯-阿蒙神也带有双角，并进而出现长着羊角的亚历山大头像的钱币与雕塑。阿拉伯人兴起后，接收了此前流传于中近东的有关亦思刊答而的神话，后人，特别是操阿拉伯语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徂葛尼”（Dhu al-Qarnayn “双角”王）作为亦思刊答而大帝的代称，也就不奇怪了。

赵汝适所提到的“大塔”是这段有关遏根陀国描述的中心，显然就是号称旧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Alexandria Lighthouse），内容见面引文。这里将其分解为几个要点，逐个讨论。

（一）所在地与建造者

据赵汝适记，“大塔”建于“濒海”，给人以灯塔建在亚历山大城海滨的印象。实际上，此塔在亚历山大港入口的一名为法罗斯（Pharos）的岛上。

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法罗斯岛通过一条亦建于托勒密王朝期间的名为“七哩堤路” [Ἑπταστάδιον（Heptastadium）“赫普塔斯塔狄乌姆”]的海堤，与亚历山大港海岸相连接。此“七哩堤路”的希腊语名可拆解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赫普塔”[ἑπτά(hepta-)]，为数词“七”；第二部分“斯塔狄乌姆”[στάδιον (stadion)，是古希腊的距离单位，可译为“哩”。每古希腊1里约为今180米。此堤因其长度为7希腊哩（约相当于今1260米）而得名“七哩堤路” [Ἑπταστάδιον（Heptastadium）“赫普塔斯塔狄乌姆”]。该堤将亚历山大港分割为左右两个港湾。

该灯塔虽然习称为“亚历山大灯塔”，但按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Geographica XVII.1.6），它其实被称为“遏根陀城的法罗斯”（Pharos of Alexanadria），与塔所在之岛同名。

灯塔建造者，赵汝适记作“异人徂葛尼”，也就是亦思刊答而大帝，是否正确？最早言及此塔的希腊史家斯特拉波业已明确，建造灯塔的是亚历山大之后的埃及希腊托勒密王朝国君之友人克你都斯（Cnidus）之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老普林尼其《自然史》亦重述此说，不过补充了一些细节，如其父名。还说，索斯特拉图斯将父名及己名勒之于基座之石，复以铭有托勒密（Ptolemy）国王名之石膏，冀随时光流逝，石膏风化，己名得以显露。

但在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Al-Masʿūdī）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中，在记亚历山大灯塔时，却有三段联系起亦思刊答而大帝。其中第一段为：

所以说，虽然遏根陀城之法罗斯岛灯塔的建造是在亦思刊答而大帝死后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其实与亦思刊答而大帝无关。但赵汝适所记也并非完全无据。马苏第记载了有关灯塔来源的四种传说，无一与斯特拉波与老普林尼所记之历史有关，说明埃及伊斯兰化之后，当地的阿拉伯人已不清楚亚历山大灯塔建造的过程，而却有意无意地联系上亦思刊答而大帝。赵汝适任职司舶时，向他提供有关此灯塔消息的大食商人，应当就是基于这一类不可靠民间传说息。

马苏第书中第三段有关灯塔与亚历山大灯塔间关系文字，我们放在下面的讨论中。

（二）建筑与功能

赵汝适所讲“大塔”之“下凿地为两屋”，从字面意义理解，似乎亚历山大灯塔建有两间地下室。查记述过亚历山大灯塔的古典作家的文献，如上述斯特拉波的《地理》，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与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人之战》（Bellum Judaicum)，其中皆无一词言这座灯塔的地下室。但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中却有一段文字，言及灯塔有地下室，且为亦思刊答而大帝所建。这段记载说一位拜占廷间谍向遏根陀城统治者谎称，亦思刊答而大帝为收藏其在四处征战中所掳掠的宝藏，在灯塔之下建地下室以贮之。这位间谍向倭马亚朝（Umayyad）瓦立德哈里发（Caliph al-Walid，公元705—715间在位）说：

所以结论是，赵汝适所描写的亚历山大灯塔之“下凿地为两屋”之说，虽然在古典作者作品中查不到出处，但也不是无根之谈。近东的阿拉伯人有关该灯塔的传说中，不但说系亦思刊答而大帝所建，而且也讲到过灯塔地面建筑之下有地下室。

     至于建塔的材料，赵汝适称此塔为“砖结构”，且砌造“甚密”。而据斯特拉波，则灯塔为一“白石”建筑。老普林尼说它是一座大石所造建筑。公元前三世纪之作家“拜占廷之菲罗”的《论世界之七大奇迹》说，该塔以磨光的石头与大理石建造。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中不少人曾经描述过亚历山大灯塔，最早言及此者为牙忽惕，他在其《黄金草原》中也说灯塔系“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据12世纪中叶伊斯兰地理学家亦的里昔（Al-Idrīｓī）讲，建灯塔所用为为Kedan大石，各层石块之间灌以融铅，以使其联接牢固。

而据伊斯兰建筑史与艺术史学者多莉士·贝仑斯-阿布赛依夫（Doris Behrens-Abouseif）称，牙忽惕在其另一部著作《警告与督导之书》[Kitāb al-Tanbīh wa-l-Ishrāf (كتاب التنبيه والإشراف)]中又提到，亚历山大灯塔乃三层建筑，其第二层由砖和泥灰砌造（made of brick and stucco）为八角形，高约60 dhirā‘。若依此描述，《诸蕃志》中灯塔为“砖结构”并非无根之说。但英国历史学者楚格在其论文《亚历山大灯塔：有关其来源、建筑及在古代世界的作用研究》中，说灯塔的建造材料为“石灰石与花岗石”（limestone and granite）。全未提及砖块。故而赵汝适的这一记述是否真实，似仍有讨论余地。

1.贮藏与防御

前面提到，赵汝适记“大塔”有地下室，分为两间。“一窖粮食，一储器械。”伊斯兰地理学家木哈答昔（Muqaddasi）曾于公元950年造访过遏根陀城，他说灯塔内部分隔为许多房间。欧洲古典作家在记亚历山大灯塔时，不但未有一字提及其地下结构，包括地下室；且皆未言灯塔用以储藏之事，但前引马苏第《黄金草原》中倒是提到过亦思刊答而大帝为收藏其各处征战所掠金银珍宝，而建地下室于灯塔之下而贮积之。

至于灯塔的防御作用，赵汝适的原话分为三点：

一是“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这一点尚未见有伊斯兰史料言及。

二是说，灯塔与尼罗河之间有秘密水路交通，“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

“心开大井”是说灯塔内部有一大井。查古典及中世纪史料，唯有1166年造访过此灯塔的西班牙安答卢西亚不·哈伽格·玉塞埔·宾·马合谋·巴剌维（Abu Hagag Yusef Ibn Mohamed el-Belavi el-Andalusi）提到，宁塔内部有直通海里的通道，他说自己访问了灯塔所在的法罗斯岛，进入灯塔后，“约于73米处，发现左侧有一扇关闭的门，不知通往何处”。又说，“简言之，吾等们探索之建筑（按，指灯塔）有67房间，所发现的第一间门关闭，听说其地下通海。”赵汝适所方言之“大井”，可能就是巴拉维记载的那个房门关闭、其内部地下通达大海的房间。

赵汝适又记遏根陀人从灯塔“结渠透大江”，也就是开凿了水渠联接“大江”，大江当然是指尼罗河。前面的讨论已经提到，灯塔虽然在岛上，但有一条名 “七哩堤路” [Ἑπταστάδιον（Heptastadium）]的海堤联接亚历山大港海岸。也就是说，从灯塔到遏根陀城（亚历山大城）并无水渠联接。尼罗河下游有如珠江一样分数条河道注入地中海，其中最西，也就是离遏根陀城最近之河流为坎诺匹克河道（Canopic Branch），城里主要的淡水来各条引自这条河道的水渠。由此观之，赵汝适之所谓“结渠透大江”，似乎并非讲亚历山大灯塔，而是讲遏根陀城与尼罗河的关系。至于“以防他国”通过“水井”和“结渠透大江”来“防他国”可能采自大食商贾不准确的描述。

2.瞭望之“镜”

赵汝适的记载为：“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这里的“镜”从上下文看，应当是指透镜，而非反射的“镜子”。

查最早记录亚历山大灯塔的古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波的著述《地理》，其中并未明确提及灯塔顶部安装有起瞭望功能透镜，亦或有反射功能的镜子，而只说塔顶部有πῦρ  (pyr，fire，即燃火)。斯特拉波之后的老普林尼在言及亚历山大灯塔的作用时，仅说它不分白昼地导引船舶的航线，未有一字提及“镜子”。

12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亦的里昔（al-Idrīsī)在其为斯加里野（按，今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国王罗杰二世（Norman King Roger II of Sicily）所撰之Nuzhat al-Mushtāq fī Ikhtirāq al-Āfāq（《云游者的娱乐》），对亚历山大灯塔有较详细记载，且提到塔顶夜间有燃火：

他特别两次提到灯塔顶部的“镜子”，皆与瞭望功能有关。一次说，灯塔顶端装有一面“镜子和一座瞭望台”（le miroir et un poste de veilleurs），一旦敌船出现于地平线上，瞭望者便呼喊以警示邻近之哨位，且借助信号通知更远处，是以居民得以警觉，赶去保卫城市，挫败敌之企图。另一次说，“灯塔顶部置此镜的缘起是因为芦眉之君[ملک الروم（malik al-rūm），按，rūm即罗马，乃拜占廷之自称]——亦思刊答而之后继者，曾屡次对遏根陀城与勿斯里之国君发动进攻。遏根陀之城守借此镜以辨识海上来犯之敌。”马苏第虽然未言明他所言之“镜”究竟是反射镜，还是透镜。但从他讲通过“镜”发现来敌判断，应当是指透镜。

兹后言及亚历山大灯塔顶端的“镜”的大食学者，都把它说成是玻璃镜，也就是透镜。穆合答昔写于公元985年的著作在讲灯塔时，也提到镜子，曰：

他们提到一条通往码头的小路。每当有人经过时，天文台灯塔的基座建在一座小岛上，通过一条狭窄而坚固的石道进入，可从西侧到达。据说那位虔诚的宗教人物指向那座岛，女王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俯瞰所有海滨城市的宫殿。还传说那里有一面镜子，可以看见海上靠近海岸的所有船只，并由一名守卫日夜看守。如果发现船只，守卫会通知王子，王子随即警示海岸做好防备。

如13世纪大食地理学者牙忽惕（Yaqut al-Hamawi）曰：

14世纪以后还有一些大食作家，如阿不·肥达（Abū al-Fidā）、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宾·沙黑纳（Ibn al-Shaḥna）等，也提及过灯塔顶部装有镜子之事，因皆晚于赵汝适，兹不一一列举。核之以上述大食地理学家的描述，可知向赵汝适提供有关亚历山大灯塔信息的大食人所述者，乃出自相当晚近在大食帝国境内所流传之透镜说，特别是与马苏第所言极为近似。

 当代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尼罗河三角洲缺乏柴禾，故而灯塔上夜间燃火不可能用木柴，其燃料应为油料。各种史料均提及，海舶在距遏根陀城很远时，就能看见灯塔。这些学者提出，灯塔顶部空间并不大，所燃之火的光线，若无特殊设施加强，在夜间可视距离不会太远，不过数英里。所以从光学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他们认为应当使用了某种反射镜。而观测海上来船，则可能使用了由透镜组成的望远镜。

（三）敌国破坏“镜”抑或塔？

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未能存留至今，系因遭受地震破坏而倒塌。但《诸蕃志》与域外伊斯兰史料却不约而同地声称其废弃系因敌国间谍破坏。《诸蕃志》说：

《诸蕃志》中所记这则奇事，引起研究者很大兴起。20世纪初，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g Hirth）与美国学者柔克义(W.W.Rochhill)在合作译注《诸蕃志》时，已注意到此说与大食地理学家马苏第所言极为相似。夏德与柔克义的发现开启了以大食史料对证汉籍所记之先河，有重要意义。百年后之今日，现今国内研究条件较过去大有改进，不仅查找马苏第之原文及法译已非难事，且有可能核之以其他中世纪伊斯兰史料中之记载，使我们有条件将赵汝适的记载与《黄金草原》和其他伊斯兰史料所言直接加以对比，以重新评估夏德与柔克义的工作。

马苏第是这样描述敌国破坏灯塔之举的：

为了查证，瓦利德向他询问了位于该行政机构（按，即灯塔）地下的宝藏——那些大地的财富。原来，该行政机构（按，即灯塔）保管并记录着属于他的关系网的班努·阿德、勿斯里、苫国的阿拉伯君主资金。他们将财宝埋藏在地下，存放在通道、走廊和隧道中。他们存放了那些黄金、白银和文书的宝藏，并在其上建造了这座建筑（按，即灯塔），其高度达一千腕尺，顶端直入云霄。

于是，瓦利德派出他的亲信和可靠之人，摧毁了其中之半……。

从情节对比上讲，《黄金草原》与《诸蕃志》确有相似性：1. 敌国之外以要破坏亚历山大灯塔，是因为灯塔对海的监视能力。2.破坏的方式是向亚历山大于派出间谍，骗取当地人的信任。不过夏德与柔克义没有提及是的，敌国间谍究竟破坏了什么。其实这一点《诸蕃志》与《黄金草原》各有说法，差别很大。《诸蕃志》讲，间谍毁弃的是塔顶所置瞭望与监视敌方来犯之“镜”，而《黄金草原》则说间谍设计引诱亚历山大人拆毁灯塔。

值得注意的是10世纪后半大食地理学家穆合答昔（al-Muqaddasi）在其《区域地理最佳分类详解》中，也提到芦眉人破镜子之事，他说：

从其叙事看，穆合答失虽然也言明破坏灯塔的“敌国”是芦眉（Rūm，实指拜占廷），其所述之“镜”既能观测海面船只，当然是玻璃透镜，而非反射镜。穆合答失与赵汝适讲述敌国破坏的目标，都是设于灯塔顶的望远镜，且间谍破坏的方式，都是把“镜”投于塔下摔坏。故而夏德与柔克义以马苏第《黄金草原》所记对勘《诸蕃志》的意义，主要在于指出了以汉籍对比伊斯兰文献的方向。真正与《诸蕃志》相合的，却是穆合答失《区域地理最佳分类详解》，这是修正夏德与柔克义研究的主要之点。

马苏第所谓“摧毁了其中之半”，是说马苏第所见灯塔已非古典作家所描述的样子，而是地震被毁后的残迹。至于马苏第所说破坏灯塔的时间在瓦利德时，查瓦利德为倭马亚（Umayyad）王朝哈里发，其时代距马苏第访问勿斯里，特别是造访遏根陀已近2个世纪。

有关拜占廷人因畏惧亚历山大灯塔上之镜，而破坏灯塔或毁坏其镜之说并非历史事实，可以说是无稽之谈。灯塔呈废墟状是因为地震，与拜占廷没有一点关系。漂洋过海来南宋经商的大食贾人，把阿拉伯帝国内流传的灯塔或其上之镜系因罗马人阴谋而被毁的流言也传到中国，可见当时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敌意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四）高度、形制与容积

《诸蕃志》讲亚历山大灯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上下可容二万人”。

不少伊斯兰史料提到过亚历山大灯塔建筑本身。至于其高度，则数据各式各样。上述最早描述灯塔的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中讲，其高度是一千腕尺（dhirā’）。

赵汝适所谓灯塔可驱四马上至“三分之二”的文字，令我们想起前文提到过的马苏第的另一部著述《警示与监督》（al-Tanbīh wa’l ishrāf）中有关灯塔的记载，书中详细地讲解了10纪中叶时他所见到灯塔的情况：灯塔下部是一个约110腕尺高的矩形石砌塔身，其上约60腕尺高的八角形灰泥砌砖结构，第三层为圆形建筑，总高为230腕尺。他还说，原初的高度近400腕尺。此为最早描述亚历山大灯塔为一座三层建筑的文字。联系赵汝适所说可驱四马至塔之“三分之二”的句子，可知赵汝适向来到泉州蕃商询问遏根陀城时，这位蕃商告诉赵汝适，“大塔”——也就是亚历山大灯塔是一座三层式建筑。所谓驱马可至“三分之二”，是说塔的结构分为三部分，而驱马可到达的最高处，应当是第二层截面为八角形部分的顶端平面。再向上则只能步行而上。

 对比大食史料，可知赵汝适之“通四马齐驱而上”之说亦非虚言。较马苏第稍晚的穆合答昔（Muqaddasī）在讲述灯塔内部时，说：

埃及学者多莉士·贝仑斯-阿布赛依夫（Doris Behrens-Abouseif）对马苏第提供的上述有关亚历山大灯塔高度的数据做过考察，她假定1腕尺相当于50cm，据以换算马苏第10世纪中叶时所见残存灯塔的情况，即其截面为矩形底座高55米，截面为八角形的第二层与截面为圆形的第三层各高30米，总高度115米；而马苏第并未亲见，只是通过听闻得知原初塔高则达200米。她认为，灯塔矩形底层30米的高度太低，而其原高200米则又高得不可思议。

上面提到的大食地理学家亦的里昔也曾详记对灯塔的高度与形制，说它是一座三层建筑，曰：

通过以上有对以《诸蕃志》为中心的埃及记述的整理与查核，我们可以看到宋元时代中国有关印度洋—红海航路与地理知识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埃及的本名مصر（Miṣr）“勿斯里”，其新都القاهرة（al- Qāhirah）“憩野”（开罗），其上下埃及的行政地理设置“一十六州”，“清水江”，也就是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罗河的本名“你勒”（Nile），亚历山大大帝的阿拉伯名ذو القرنين（Dhu al-Qarnayn “双角”王），亚历山大城的阿拉伯语名al-Iskandariah“遏根陀”均首度为中国人所知。特别是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有关古典世界中第七大奇迹亚历山大灯塔——“大塔”的伊斯兰时代的信息，如灯塔建有地下室，塔顶曾置有瞭望镜，塔的形制为三层，塔中有坡道可乘骑登顶，塔内有通道可直通大海，灯塔为一极高之建筑，拜占廷间谍施计毁坏塔顶之镜等，可逐一与中世纪伊斯兰文献的记载相印证，证明赵汝适在泉州任职时调查蕃商所得信息是相当可信的。

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对比唐宋两代有关东南亚与印度洋地理信息时，曾发现宋与唐获取海外知道的渠道相差甚巨。本文以上对宋代埃及知识的考察，也是重新梳理与核验宋代海外知识可信度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