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古代海洋考古中，不时发现到中国汉代陶瓷器物等遗物遗存，学界认为其较大可能来自于较早与海外世界建立联系、濒临海洋的南方沿海地区。泰国南部发现的马来半岛三乔山（Khao Sam Kaeo）古港口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1世纪，出土了一批中国汉代陶器残片。这个城市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秦汉时期，与南越国时期“番禺都会”遗址考古较为接近，对研究公元1世纪前后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与贸易历史具有特殊价值。在对中南半岛其他相近年代的港口城市遗址的考古中，例如马来西亚柔佛州等地出土过大量古代陶片，其上有印纹和刻划纹。有些地方出土的陶片纹饰为编织纹、重叠菱形纹，并有在印纹基础上加戳印的记号，这些陶片的纹饰与越南清化省出土汉代陶片的纹饰极其类似。从中国东南沿海考古看，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刻划纹陶，特别是在一般印纹基础上加戳印的手法，普遍出现在中国两广地区汉墓出土的陶器上，是南越国时期创造的特有的艺术手法。马来半岛柔佛州等地的陶器，与我国汉代岭南地区有交通联系，受中国印纹陶文化影响。20世纪40年代，越南南部湄公河中下游发现的公元1—9世纪扶南国印度化时代港口俄厄（Oc Eo）遗址，越南中部年代在公元1世纪的茶乔(Tra Kieu)遗址中，都发现中国东汉风格的方格或菱格印纹陶器残片。这些考古遗址处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沿线地区，显然与国际性海洋贸易、海上交往有密切关联。这些遗址发现的中国陶器残存，估计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商品“外销瓷”输出，而是作为航海交通和海上贸易的船上非贸易用品输出，具有特殊日常用具的功用，其价值和意义不宜忽视，是中国古代南方中外海上交通与贸易、陶瓷生产与涉海输出的历史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东省博物馆等机构在西沙群岛做过多次水下考古调查，其中70年代的水下探查是在西沙群岛海域采集到明确来自南朝时期广东生产的绿釉陶罐和陶杯（图1）。该海域处在海南岛东部海域，古代南海交通的主航道上，绿釉陶罐和陶杯可能是沉船遗留或航经此处的海船遗落，为探讨汉代以降南海交通航路变迁、广东陶瓷生产与海上传播，提供难得的实物证据。

图1左：南朝时期广东产六耳绿釉陶罐；右：南朝时期广东产陶杯，均为1975、1976年在西沙群岛北礁采集

同一时期，东南亚海域也发现了数十艘古代沉船，遗址分布在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和贸易区域上，例如中国南海北部珠江口、北部湾海域及西沙群岛海域、越南东部海域、泰国暹罗湾、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菲律宾西海域等等。这些古代沉船发现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条沉船中，都发现有广东窑口生产的不同规格、类型的陶瓷器，即所谓的“广东罐”。这些器物是属于一般意义上作为出口商品的“外销瓷”？还是属于船上的日用必需器具或运输所需储存包装物料？如何认识此类沉船遗物？下文做辨析。

2013年发现于泰国曼谷西南部沙没沙空省(Samut Sakhon）Wat Wisut Warawas红树林海湾滩涂的波斯木帆船“帕侬—苏琳沉船”（Phanom-Surin Shipwrick），是迄今为止亚洲海域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国际贸易商船。沉船遗物有磨制茶叶的石磨、古暹罗孟族土陶罐、波斯双耳储物罐及尖足储物陶罐残片等，还有13件来自广东窑口制作的青釉罐及残件，其中2件刻有“陈”“吉”字（图2、3）。该沉船应该是一艘8世纪下半叶前往唐朝贸易，返航时经停广州，航经暹罗湾时沉没的波斯商船。

图2 泰国暹罗湾公元8世纪“帕侬-苏琳沉船”出水广东窑口生产的青釉罐及刻画文字

图3 泰国暹罗湾公元8世纪“帕侬-苏琳沉船”出水广东窑口生产的青釉罐残件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勿里洞沉船，又称黑石号沉船，是一艘从唐朝扬州出发，经停广州后返回波斯湾航程中沉没的阿拉伯三桅船。沉船出水文物6.7万余件，以中国陶瓷器为多，来自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以及广东窑口，其中广东产青釉粗瓷罐有700多件。这些广东生产的、在出口贸易中用作容器的大陶罐/瓮，具有高身、窄颈特征，肩部有柄，覆盖一层不规则的薄绿彩（图4），它们的烧造与珠江口湾区周边一些窑口关系较大。美国约翰·盖伊（John Guy）教授认为，这些广东生产的、在出口贸易中用作容器的大陶罐/瓮在海上贸易路线的沿岸都有出土，被称为Dusan罐。沉船中发现的一件长沙窑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宝历”（825—827）为唐敬宗年号，二年即826年，说明该沉船年代不迟于9世纪20年代。

图4  黑石号出水广东窑口生产的各类型青釉罐（笔者拍摄）

1997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以北150公里海域发现的印坦沉船，船长约30米，宽10米，采用V型龙骨。出水文物1.1万件，包括金饰、青铜器、铜器、锡块、铁器、铅块、南汉银锭、“乾亨通宝”铅钱、爪哇金币、玻璃珠（245颗）、中国与东南亚的陶瓷以及44具人类骨骸等，瓷器数量达7309件，广东地方窑口烧制的青黄釉小罐有4855件，其余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主，还包括少量安徽繁昌窑白瓷和青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经考证，该沉船是一艘9世纪60年代前后从南汉国兴王府（广州）贸易归航的东南亚商船。

2003—2005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外海100海里的井里汶沉船，以苏门答腊和西加里曼丹的木材制造，船身或龙骨长度约为28米，可能是一艘三佛齐商船。出水文物极为丰富，器物种类多样，包括15.5万余件完整器物、7.8万余件可修复器物、26万余片残片，有近20万件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窑秘色瓷和青瓷、4000余件邢窑或定窑的白瓷、7000余枚南汉“乾亨重宝”铅钱、20余件晚唐风格的青铜镜和三佛齐国爪哇风格的青铜镜和金首饰、600余件泰国细陶器、200多件中东琉璃香水瓶、几十枚阿拉伯风格的水晶国际象棋棋子和1件水晶鱼、马来西亚锡锭和锡条，以及来源地不详的4000颗红宝石和400颗暗红色蓝宝石、1万多粒黑白珍珠、1000千克青金石原料、树脂香料、水晶原料、玻璃原料和砖瓦建材等。沉船上出水的“乾亨重宝”铅钱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所铸钱币，数量相当大，此外还有一批广东产青釉瓷罐（图5），这明该沉船与印坦沉船一样，可能是前来吴越国贸易、在南汉国广州完成生意、归航至爪哇海域沉没的。该沉船出水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碗，上书“戊辰”墨书纪年。戊辰年当为南汉后主刘鋹大宝十一年（968），即北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六年，可见该船沉没于南汉末年。

图5  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出水广东窑口生产的青釉罐

在东南亚海域，发现多艘年代相当于宋代的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林加海峡区域发现的林加沉船（Lingga Wreck）,为一东南亚商船，年代相当于北宋时期，出水大量宋代广州西村窑、南海诸窑及福建磁灶窑等窑口产品，包括奇石窑生产的各类大罐及酱黄釉印花盆。林加群岛海域还发现鳄鱼岛沉船（Pulau Buaya Wreck），出水器物与林加沉船类似，以陶瓷器为大宗，主要为宋代广东、福建窑口生产。马来西亚沙巴海域发现的飞鱼沉船（Flying Fish Wreck），年代为12世纪早期，出水船货主要为铁器和福建窑口瓷器，也有广东陶瓷产品。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上述沉船在完成中国贸易后返航路程中，曾经停靠广州，船上的广东陶瓷器主要来自珠江口湾区民间窑场。

图6  南海I号出水奇石窑酱釉罐（笔者拍摄）

1987年发现的“南海I号”南宋沉船，是迄今为止东亚海域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贸易商船，打捞出水文物在16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龙泉窑及广州民窑。据肖达顺、李灶新研究员等最新研究，宋代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等窑场出产的酱釉罐也大批出现在“南海1号”沉船（图6），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址发现、印有“酒墱”等文字的酱釉罐类同，此类印酱釉罐应该是用于盛酒储水的容器。据此推断，南海I号可能从浙江港口出海后经福建泉州沿海而下，曾经在广州及其附近海域停靠，补给饮食所需酒水、装载货物，在离开广州航向东南亚航程中，沉没在上川岛海域。

上述年代相当于唐宋时期的中外沉船，有波斯船、阿拉伯船、东南亚商船和中国商船。从出水遗物看，都发现有广东民窑生产的陶瓷器，成为古代海上生活中一种有趣的现象，这就产生一个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是这些沉船——无论是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还是前往海外贸易的中国商船，在“中国段”往返航程中都曾经在广州海域经停，广东生产的各类青釉罐或酱釉罐，因为各种需要被搬到船上，否则，就无法解释上述沉船为什么都有来自广东的陶瓷器。可以这么说，南来北往的中外商船在“中国段”往返海航中，广州港是必经的或首选停靠的港口。

自不待言，秦汉时期广州就凭靠地理、区位和区域政治中心优势，成为南中国面向南海的主要门户城市，对东南亚各国海路交往的管理中枢，为南中国著名的商业都会，南海北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与国际性贸易中心。《史记》记载，番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亦谓，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公元1世纪前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广州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三乔山（Khao Sam Kaeo）、暹罗湾的俄厄（Oc Eo）、北部湾的交趾等港口，构成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的中心性或区域性枢纽，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吴晋六朝至隋唐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代广州不仅是面向南海的首位性中心城市，也是東西方海洋贸易的东方大港。“广州通海夷道”往北连接起东南沿海各个主要港口乃至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往南联结中南半岛、室利佛逝、南印度、斯里兰卡，抵达西亚—波斯湾地区的港口巴士拉、尸罗夫诸港，乃至遥远的东非海岸。广州市舶贸易体系覆盖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是南海北岸商贾云集、商货聚集的国际都会。《隋书》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代文献记载：“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宗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广州是中外商贾云集、贸易繁盛、财富聚集的大都会。阿拉伯文献也多次宣称：广州是“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唐末广州蕃坊聚集的外国商民据说多达12万人（一说20万人）。9世纪新罗僧人慧超说，阿拉伯人“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确实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 H. Schafer）所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所以，上文提到的帕侬—苏琳沉船、黑石号沉船等波斯、阿拉伯商船，曾经停广州做生意，就不足为奇了。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之一，但也是唐宋时期海洋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濒临海洋的南汉、闽、吴越、南唐诸国，为巩固其国家政权与疆域地盘，抗衡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中原政权，均相当重视海洋经略，开拓海贸之利，汲取财政来源，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均有长足进展。南汉立国岭海，承继唐代贸易发展势头，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认为，“不但恢复了与南海国家的跨海交流，而且继续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来品交易的系统。”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东南亚国家商船在兴王府（即广州）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史实。他们提出一个观点：沉船所载的货品是一个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的生动例证，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出现一个组织完善且规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国制造和外销产品的产业经济相当部分的海上贸易网络之前，也就是10世纪后半段，这些经济发展已经在南汉展现启端。另外，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考古发现还纠正一个流传甚广的不准确的观点，就是唐末黄巢军队占领广州后，杀害大批外国商民，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改在马来半岛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实际上，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显示，黄巢军队离开岭南北上后，唐朝很快恢复了对岭南的统治，广州贸易也很快恢复旧观。唐末文献记载：“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广州“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刘隐、刘岩相继担任清海军节度使，坐镇广州，鼓励通商，把控南海贸易之利。南汉建国后，兴王府蕃坊长期聚居着众多的外国侨民，与官府、民众保持和睦关系，一直到宋代仍然存在。史书记载南汉高祖刘岩向后梁进献大量海外奇珍异宝，中宗、后主残暴奢靡，背后都体现了繁荣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巨额的珍宝财富。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就是中宗、后主时先后来兴王府做贸易的东南亚商船。

北宋延续唐代重视中外通商政策，鼓励与海外诸国发展关系，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开拓财源。广州贸易长期居全国首位。神宗熙丰年间，明、杭、广三市舶司博买乳香，共354449斤，其中广州收到348672斤，占总数的98%。宋人朱彧曾说，崇宁初，两浙、福建、广南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宝货钱物浩瀚”“收课入倍于他路”。洪适《师吴堂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南海I号”南宋沉船考古显示，这艘商船可能从浙江港口启航、经停福建港口，进入广东海域后停靠广州。这些新资料展现的新问题，对以往的市舶制度研究提出颠覆性认知，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究。元朝继承宋朝市舶制度，大力经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大德年间（1297—1307），广州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确实如陈高华先生所言，从宋代到元代，广州港的发展虽然有过挫折，但总的来说，是处于持续繁荣状态，在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壌壌，皆为利往。”精明的中外商客追逐财富，每一次航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尽量减低贸易成本与风险，获取高额利润，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与经济理性的抉择。商人南来北往，航海贸迁，穿越于沿海港口与内地通都大邑，遵循贸易理性的抉择，从而形成另类的海上交通贸易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一般而言，古代自印度洋向东航行的商船，穿越马六甲海峡和所谓的“中国之门”，进入南海“中国段”海程，通常会先至交广地区，在广州登陆，继而循北江而上，越大庾岭辗转进入内地；或沿东南海路北上福建、江南地区，登陆其他港口，进行贸易。在中国完成贸易后，返程最后一站经停广州，采购货物，补给远航所需用水与食品等物资。自西太平洋往印度洋方向航行，反其道而行之，道理则一样。此类海上到访或经停，为海上航行之习惯与常态，大概率可以提高贸易收益，降低成本，使贸易收益最大化，体现了远距离、跨区域、跨国境贸易的理性抉择、路径依赖与贸易收益的多重正向关系。

正常情况下，这种常态与理性是遵循官方制度，在规范管理下进行的，但是不排除可能不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在官府管制不到或疏于防控的海域空间，违规停泊，违禁走私贩私，形成体制外非常态的灰色经济。所谓“海上无王法”，在灰色地带，海上常有不按牌理出牌之举。如果说按照官方制度进行的贸易为常态，则违禁走私可视为非常态，但这种非常态贸易是海洋贸易整体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此点不可不知，尤其沉船遗物后面蕴藏着众多经济社会问题，不可不究。最近学界热议南海I号沉船，提出该船从浙江、福建港口出发后经停广州，再从广州出发，航向海外目的港，大概就属于上面提到的后一种非常态情况。南海I号沉船出水了大量宋代禁止出口的铜钱、铁器之类物品，属夹带违禁私货和走私行为，显然是有违于当时的市舶管理制度，但是受利益驱动和路径依赖影响，商船在中国沿海最后一个航程还是理性地选择了停靠广州，装载了大量成品或半成品的铁锅、铁条以及其他违禁物品。可惜刚驶出珠江口、开启驶向海外的新航程，就沉没在上川岛海域。

在传统帆船时代，以舟船为基本交通运输工具的航海活动，利用季风与洋流为动力，漂洋过海，费时费日，颇多风险，充满艰辛。一般而言，“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唐代“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启航到波斯湾和东非地区，经历东南亚—印度洋世界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航程最长的远洋航线。宋代采取指南针等技术，航海技术与能力提高，广州、泉州等港口与南海诸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海上航线。中南半岛中部的占城，位于南海交通要冲，“广州发舶，顺风八日可到”“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真腊国，“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闍婆国又名蒲家龙，在今印尼爪哇，“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三佛齐（都城在印尼苏门答腊占卑）到广州，顺风20天可达，至泉州则要月余。在东南亚各国之间，自单马令至凌牙斯加国，“风帆六昼夜可到”；自凌牙斯加至佛罗安，四日可到；从三佛齐到监篦国，风帆半月可到；蓝无里国，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阇婆为南海大国，从阇婆至南海各国乃至印度洋-波斯湾地区，“泛海半月至昆仑国。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由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印度洋古国故临，其地即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奎隆（Quilon），远离中国,邻近大食，“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波斯湾地区的麻离拔国，今阿曼德拉矛（Hadramaut）海岸，“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舶，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总而言之，航海贸易动辄数月经年，甚至更长时间。航程遥远，辗转接驳，其间不得不居留暂住，长期不归者，则成为外国侨民。故宋人有如下说法：“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 

在漫长而充满艰辛的航海旅程中，无论去程还是返程，每一次航程均需要进行周密的谋划，配备足够的船上生活资源和设施，保障船上餐饮、消遣娱乐、疾病救治、祈神祭祀等。在南海I号南宋沉船上，考古工作者发掘出鸡、鹅、猪、牛、山羊、绵羊、淡水龟、蛙等骨骸遗存，还有用酱釉罐装的咸鸭蛋（图7），这说明船上携带了禽畜之类的活体动物，为船上人员提供伙食，也印证了史书有关海船携带或养殖禽畜的记载。考古发掘还显示，船上保存10多种植物果实，有果核类、坚果类、浆果类、荔枝类、瓜类、谷物类、香料类，包括梅、槟榔、橄榄、枣、滇刺枣、南酸枣、锥栗、银杏果、香榧、松子、葡萄、荔枝、冬瓜、稻壳、花椒、胡椒等。这些热带、亚热带植物果蔬，大多产于东南沿海地区，这说明船上食物种类甚多且杂，未必如一般想象那样单调乏味。很自然，船上携带的食物如此之多，也需要配置足够的存储容器。

图7  “南海I号”沉船上发现罐装的咸鸭蛋（笔者拍摄）

用水为船上最不可或缺之资源之一。茫茫大海，海水咸苦，不堪饮用，饮之不利健康，故海舶出海，必备足用水，以水仓容器存储，保洁卫生。沿途定点汲水，换水补给。9世纪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海船上淡水实施定量供水：“今日始主水司，以水仓水充舶上人，官人已下每人日二升；傔从已下水手已上日每人一升半。”宋人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逾此丈许取者并汲水井水，皆不可贮，久则生虫。”明人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记述明中叶“倭船”上的人员、物料配置情况，大船载人三百，中等船载人一二百，小船亦四五十、或七八十人，船上亦有储水。

倭船规制与中国船有异，但船上人有用水之需则理同。

有意思的是，南海1号沉船发现一批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等窑场生产的酱釉罐，估计是用以盛酒。这些酱釉罐带有“酒”“酒墱”等字，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有“百花春”“玉液春”“真珠红”“小槽红”等印文的南海窑酱釉罐残件，香港九龙宋元时期圣山遗址出土的有“状元春”“香醪”“美酒”“清河”引文的南海窑酱釉罐一样，应该都是用以盛酒的容器。当然，南海I号沉船上装运的酒，究竟是供船上人员自用，还是当作商品运往海外，或者兼而有之，有待进一步求证。

在远程航海运输中，船上没有一寸空间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件物料是无用的。讲究合理装载，充分利用船上空间，增加船载货物运量，轻重结合，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破损，保证船舶在海上航行安全，是减低成本、减少风险、提高收益的基本要求和操作规程。宋人朱彧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0世纪70年代，海南岛陵水县海滩发现一批唐代广东青瓷碗，多为10个一捆，相信是沉船遗留下来的。这种“大小相套”的装运方法，将同一规格的碗捆绑结实，一方面方便运载装船，防止航行中松动损坏，降低损耗；另一方面显然可以充分利用船上空间，提高货物船载率。从考古发掘现场看，南海Ⅰ号沉船上的瓷器也都采取“大小相套”、捆绑装运方法，整齐地放置在船舱（图8），说明宋代外销瓷装运继承了唐代方法。1998-1999年，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西沙海域进行系统调查，发现“华光礁1号”南宋沉船瓷器整齐地套叠排放在船舱内（图9）。

图8 “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笔者拍摄）

图9 “华光礁I号”南宋沉船上的瓷器（孙键提供）

“大罐装小罐”是“大小相套”装运方法的变通升级。黑石号沉船发现一些广东生产的大体型青绿釉罐，罐内套装器型较小的长沙窑碗、罐（图10），这种方法不仅充分利用了大罐内部空间，而且大罐也起着保护小罐的作用，有利于海上长途运输与装卸搬运。秦大树教授从更多样化的功能角度考察黑石号沉船上的各种类型的广东罐，发现包含了储物和包装的两种用途：一是作为包装物，用以装载出口货物，以带系罐、壶最常见。二是作为容器，装载船上人员所需的食物和饮用水。用大罐盛储船货，是这个时期船运装载货物的特殊现象。从黑石号出水器物可知，这些大罐内装载的货物包括以下几类：一为耐用器，如瓷器，包括长沙窑釉下彩碗和部分北方白瓷；二为可腐坏的有机货物，如盛产于中国南方及越南的香料八角（又称大茴香）；三为液体，一些空罐子，特别是短流壶，可能用作存放液体，如葡萄酒类，因为壶嘴较小，并安装在肩部一个不太合适的位置，液体难以倒出，推测壶嘴可能是作透气孔之用；四为一些中、小型罐子，装着兼具压仓物和出口原料功能的铅条。可见此类坛罐功用不单纯是用作液体和有机物品的容器和包装用品，而是盛装了无所不包的所有船货。 

图10 “黑石号”沉船出水广东产青釉大罐及罐内长沙窑陶瓷

（资料来源：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Edited by Regina Krahl, John Guy, J.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其实，“大罐装小罐”方法也是国际海运的通常做法。1993年在菲律宾巴拉望主岛南端与潘达南岛之间海域发现的潘达南岛沉船，是一艘14、15世纪在菲律宾进行贸易的东南亚货船，发现越南北部、泰国宋加洛（sawankhalok）、素可泰（sukhotai）和中国的陶瓷等货物，其中越南陶瓷约占72.4%，主要来自越南中部和南部，尤其是平定省窑场，有些大碗套叠放置在大罐里（图11）。

图11 菲律宾潘达南岛沉船出水15世纪占婆风格陶罐，越南平定省博物馆藏

总的看来，上面提到的各类储物陶瓷容器，在传统陶瓷手工业中属日用低端产品，制作工艺乏善可陈，纹饰釉色简朴单一，与出口外销的高端精致瓷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正是此等寻常之物，因服务于航海活动与远洋运输，被赋予非常特殊的实用功能，成为船舶生活必备的日用器具，所以秦大树教授称之为“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

在货物装船运输过程中，存储装运的包装物料选择非常重要。上述各类广东罐大派用场，发挥了多样功能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不值钱的陶瓷器具，日用性与实用性大于商品性，主要不是用以出口外销的商品。当然，因其具备实用价值，不排除在辗转贩运或日常使用中被当做商品转卖。往常将之归入外销瓷，笼统视为外销商品，是不妥当的。

应该指出，上述发现于古代中外沉船上的储物和包装陶瓷器具，在航海与贸易活动中属于普遍现象，并非广东独有，其他地区同样存在。1996—2008年，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I号南宋时期来自福建的沉船，出水遗物10000余件，包括大批来自福建德化窑、闽清义窑、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来自福建南安窑、松溪窑、义窑、浙江龙泉窑的青瓷，还有一批来自福建磁灶窑的酱黑釉瓷，部分酱黑釉瓷来历尚不明确。这批酱黑釉瓷来源较为复杂，与其特别功用有关，除了作为外销货物外，更有可能是被用作船上日常使用的器物，如一些大罐可能用作储存淡水的储水器。

在地中海世界的考古遗址经常发现古希腊、古罗马沉船上使用的安佛拉（Ânfora）双耳瓶，一般用于存储与运输葡萄酒、橄榄油、谷物、橄榄、坚果、蜂蜜、鱼类等，也包括饮用水。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游历广州，对陶瓷器多有观察，称陶碗晶莹如同玻璃杯，“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伯希和认为这是“西方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述”。苏莱曼遇到一位从撒马尔罕徒步来到广州的商人，携带一袋子麝香，谈话中提到在国际长途海运中如何妥善保存名贵药材麝香，避免其在海路运输中受潮而变质，方法就是把麝香连同腺囊装在密封的瓷罐里：“如果中国人把麝香保存在腺囊里，装进小瓷瓶里封闭起来，那就可以同西藏的麝香一样，完好无损地运到阿拉伯去。”可以看出，阿拉伯商人对远洋海运中存储装运贵重商品颇有经验，盛装名贵药材的容器，小小的瓷罐在东西方长途海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976—1984年，发现于韩国新安郡的元代沉船，出水陶瓷器20000余件，大部分为中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窑口生产的陶瓷，少量为高丽青瓷、日本濑户梅瓶；其中广东陶瓷主要来自南海石湾窑的四耳褐釉罐，肩部刻有“正宝”“清香”铭文，用以装运酒、香料或茶叶之类商品。而印有“清香”印文的宋元时期南海窑褐釉陶瓷残片，在广州南越国公署遗址、香港九龙圣山遗址也有发现（图12左）。秦大树教授认为，此类转运茶叶的储物罐被海运至日本，在茶道等高贵消费风尚中，当茶叶的饮用走向仪式化的时候，茶具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和高贵的价值，平凡粗贱之物变身为高雅名贵之佳器，被称为“清香罐”（图12右）。森达也教授指出，14、15世纪，日本以濑户烧为代表的各地窑口，均有仿制石湾四耳壶的产品，在日本是作为储水的茶道用具。在日本岛根县等地方，也发现元代石湾窑产褐釉罐残片，应该是装运酒水、香料或茶叶之类商品的容器（图13）。

图12  左：南海奇石窑烧制的印款“清香”罐；右：新安沉船出水元代奇石窑产褐酱釉罐（秦大树教授提供）

图13 日本岛根县出土的元代石湾窑产褐釉罐残片，石见银山博物馆藏（笔者拍摄）

在大航海时代，一种被称为Beardman Jugs（胡须男）的盐釉罐（Salt-glazed Stoneware），在大西洋、印度洋世界乃至美洲、非洲海域的沉船遗址常有发现（图14）。丁见祥研究员介绍，这种特别器物的产地中心见于16-18世纪的德国、低地国家乃至波兰、捷克等国家和地区，这种实用性容器，从其与钱币、水银、饮料等应用场景看，其存储与包装功能具有多样性。

图14 在印度洋发现的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沉船及盐釉罐，澳大利亚珀斯沉船博物馆藏（笔者拍摄）

作为与航海活动、国际贸易高度关联的沉船遗物，“广东罐”与安佛拉罐、“胡须男”盐釉罐一样，经常在沉船遗址中出现，成为世界航海活动中到处流动的特殊景观，蕴涵着极为丰富而有趣的海洋经济与社会生活内容，值得深入挖掘和探寻思考。循着这些器物的原产地及其在海洋世界的流向，可以发现它们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南海北部的珠江口湾区，例如唐代新会官冲窑、三水窑、鹤山窑、高明窑，还有粤东地区韩江流域的梅县水车窑。宋元时期，广州西村窑、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石湾窑，粤东梅县水车窑，潮州北郊笔架山、南郊洪厝埠和竹园墩、西郊凤山诸窑，通过西江、东江、韩江水路和沿海海路，从广州、潮州等港口走向海外。海外贸易带动了广州周边地区商品化、外向型、海洋性经济不断增长，一些民间手工业例如陶瓷业、纺织业、乃至造船业应运而生，出现专门服务于国际贸易、提供必备产品的商品化生产与产业分工。这种服务型专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构成了岭南区域经济特别是珠江口湾区外向型经济的一部分，一种海洋特色的手工业新业态、新模式。上述中外沉船中发现的各类“广东罐”，就是生产于与国际贸易高度关联的广州以及潮州地区的民间窑场。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唐代前后广东窑场生产的上述器物在烧制技术和釉色装饰等方面均出现明显变化，唐以前该类器物以青釉装饰为主，而宋代以后则以酱釉装饰为主，大概是受内地不同窑系的制作技术影响所致。

当然，这种服务于国际贸易的手工业生产，处在国际性海洋经济体系的生产-市场-交易链条中的低端环节，生产成本低，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谈不上高端，尚无法与内陆地区外销瓷著名产区——如唐宋时期的河北邢窑、湖南长沙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等——相比肩。唐人刘恂称：“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钁，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于铁器，……斯亦济贫之物”。可见在唐人看来，广州这种土锅钁虽然质量过硬，但也只是寻常百姓之家使用的炊具而已，谈不上高雅。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中外学界有“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纪经济革命”“中世纪城市革命”等说法。随着国内商业贸易发展、生产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通过海洋—长江—大运河等水陆交通网络，从沿海覆盖到内陆腹地的广大市场，海洋经济不断改变着相关地域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沿海及内陆陶瓷产区，湖南、河北、河南、江南的一些地区出现按照海外市场需求，采用订制、加工等方式，承接烧制专供出口的陶瓷的行业，陶瓷行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生产与市场互相衔接、互相支撑的新业态和经济链条，陶瓷成为海外贸易大宗商品。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在海外交通与海洋贸易推动下，人口、技术、资金不断向沿海地区流动，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成为外銷瓷主要產区。由唐及宋，中国外销瓷主产区大体上呈現由北向南、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的趋势。

唐宋时期珠江口湾区、韩江流域下游平原进入比较成熟的开发阶段，经济发展在国内占有一席地位，外向型海洋经济尤有特色，海外贸易刺激并拉动沿海地区陶瓷业发展。珠江口湾区民窑继续生产服务于国际贸易的各类陶瓷产品。南海I号沉船出水“乾道直号”“淳熙十年”纪年款酱釉罐，说明直到南宋中晚期，民间窑场仍烧制此类低档产品。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国内分裂割据，全国性经济交往与物流市场均受阻碍，北方战乱，南土偏安，促使人口、资金、技术等南流，此为五代十国乱世之一大趋势。带有海洋立国倾向的南汉朝廷鼓励对外贸易，独擅南海贸易市舶之利，外向型经济有长足进展，陶瓷业出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内部升级。1954年，广州石马村南汉墓（昭陵）出土陶瓷器182件。2003—2004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学城工地发现了南汉德陵、康陵，出土一批青瓷器和玻璃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德陵出土青釉瓷罐和釉陶罐272件，康陵出土陶瓷器皆为碎片，计130多件，为五代十国青瓷精品。学者多认为唐五代广东青瓷窑产品受越窑及湖南长沙窑影响。广东陶瓷及瓦制品胎料属于高岭土-云母区和高岭石区，黏土矿物以结晶差的高岭石为主，具有高铝低硅特征。据胎釉成分检测分析与制作工艺、器型、风格等研究，南汉二陵出土的大批精致青瓷，应为兴王府及附近南海、三水、番禺等窑口生产。从其造型精美、成品质量高和“官”字刻款，可以推定南汉官窑的存在。南汉官窑烧制的瓷器以罐、壶、碗、盒为主，灰胎、釉色青绿或青灰、满釉，釉层均匀晶莹，部分有细碎开片，胎釉结合紧密，不少瓷器带盖，器表有刻划、戳印、压印、浅浮雕等装饰手法。新近有学者提出，德陵、康陵出土的青釉瓷胎土含有较高的AI₂O₃，青釉为高温透明钙釉，明显区别于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和五代寺龙口越窑，基本可以排除产于后两地的可能。通过器物比较，德陵、康陵出土的青釉瓷应该为五代十国时期梅县水车窑所产。南汉二陵出土的青瓷器不管产自广东何地，都说明南汉陶瓷业有了巨大提升，生产技术与水平今非昔比，能够烧制出满足南汉皇室消费需求的高品质瓷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部分民窑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在东南亚陶瓷市场崭露头角，开始成为中国南方新兴的外销瓷产区之一。如果说唐代广州陶瓷市场主要以转口贸易、集散全国各地及海外商品为主，同时提供一些本地服务性产品（诸如广东罐），那么南汉以后，广州这个转口型港口中心城市发展转型为兼具生产型与转口型功能的综合性港口中心城市，具备大批量生产专供出口的高端外销瓷、替代内地外销瓷业的生产能力，陶瓷行业从低端服务型传统手工业，升级发展成为高端专业化生产行业，这成为珠江口湾区海洋经济技术进步、产品高水平发展的契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处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在动乱分裂表象后面，涌动着不易觉察到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新动向，南汉、闽、吴越等近海国家活跃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动一直持续到两宋，不自觉地担当起中古“社会变迁”和“经济革命”承前启后的桥梁，海洋因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杜希德、思鉴先生对印坦沉船的研究，提出沉船所载的货品证明了一个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的存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存在一个组织完善且规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国制造和外销产品的产业经济的海上贸易网络。事实确实如此，10世纪后半段南汉王朝经济发展与海外市场有高度关联，并引起相关领域的连锁反应，面向海外市场的陶瓷业的转型与升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迨至宋代，珠江口湾区、粤东平原陶瓷行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产业分化和区域分工，专事生产受海外市场欢迎的高端出口产品，广州西村窑应运而兴。西村窑位于广州城外西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皇帝岗一带。唐宋时期城西有浮邱码头，为广州往来西江、北江和卢苞水道的停靠之所。城西北的兰湖有水道与珠江相通，水面宽广，亦有码头。晚唐大中年间岭南节度使李玭建“余慕亭”于此，“使舟楫避风雨皆泊此。”此外，中外客商汇聚的蕃坊，距离该处也不远。因而西村窑所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水路交通方便，邻近广州商贸核心区域。1957年广州考古工作者对西村窑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北宋时期烧造器类以青瓷、青白瓷、黑瓷等瓷器为主，有碗、盏、碟、洗、盆、盂、杯、小瓶、大小执壶、凤头壶、军持、罐、盒、唾赤、注子、净瓶、灯、熏炉、烛台、炉、枕等日用器，还有雀食罐、埙、狗、马、碾轮、漏斗等各式用具，其中又以青釉凤首壶、刻花折沿大盘、青釉莲瓣纹炉、颈部带螺旋纹小口瓶、刻花彩绘大盘、青釉印花大盘、青釉褐彩彩绘纹盆、青釉印花碗和彩绘军持等最具特色。在装饰方法上，西村窑有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刻等多种，有些为西村窑所独有，有些则借鉴陕西耀州窑、江西景德镇窑，在模仿中有创新。从国内外考古发现与文物收藏情况看，西村窑产品主要外销到东南亚及西亚市场。在印度尼西亚，曾出土西村窑长颈阔口瓶、酱釉和青釉点彩瓶、青白釉喇叭口军持、青白釉绘花碗、青白釉花瓣口碗、青白釉划花加彩绘碗、青白釉乳丁纹点彩小罐、青白釉瓜形点彩小罐、青釉凤首壶、青釉点彩水注、青釉鸳鸯刻花点彩双联盒等众多瓷器；在雅加达博物院，也收藏有点彩小瓶、点彩小罐、绘花瓷碟等西村窑产品。此外，在马来西亚砂劳越地区发现不少西村窑产品，在西亚阿曼出土过西村窑刻花碟。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点彩瓶、点彩罐、刻花大碗等西村窑典型产品（图15、16）。近年来，东南亚海域沉船考古不断有重大发现，印度尼西亚林加沉船（Lingga Wreck）、鳄鱼岛沉船（Pulau Buaya Wreck）等出水了大批宋代广州西村窑产品。研究发现，西村窑不仅输出产品，还输出技术，陶瓷工艺和烧造技术对东南亚窑业生产也有直接影响，柬埔寨荔枝山窑器带有西村窑特色。可见，广州西村窑善于模仿创新，制瓷技术相当娴熟，生产能力提高，工艺达到较高水平，产品市场影响广泛，为五代十国以来中国新兴外销瓷之代表，在亚洲陶瓷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15 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出水北宋西村窑青釉褐彩书“至和元年”款盘，广州海事博物馆藏

图16 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出水北宋西村窑瓷器，广州海事博物馆藏

元明鼎革之后，明朝厉行海禁，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贸易受到遏制，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业生产及产品输出均大受影响。相对于唐宋至元朝中国陶瓷生产及其在国际市场上风生水起的历史，明前期中国瓷器在整个东南亚市场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折射出在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陶瓷生产处在衰退状态。在东南亚陶瓷市场，由于中国陶瓷输入的短缺，或被其他国家瓷器取代，出现所谓的“明代空白期”（Ming Gap）。“明代空白”这一概念1958年由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馆长哈里森（Tom Harrison）提出，指的是婆罗洲西南角至沙捞越三角洲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代人们活动的痕迹，也没有见到明代瓷器碎片，但发现上百万件明以前的瓷器残片。而这一不寻常现象在菲律宾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也存在。这一概念经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馆馆长布朗（Roxanna Brown）进一步推演，认为在1567年明朝政府取消海禁政策以前，中国生产的青花瓷基本上无法由正常渠道销往海外，在市场需求严重供需失衡情况下，刺激了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地生产外销瓷，作为明朝瓷器的替代品，这造成东南亚本地陶瓷生产和外销长达200余年的兴盛。不过，15世纪欧洲人的全球商业殖民与海洋扩张，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社会、经济格局。在走私浪潮冲击、商业贸易推动与海外市场牵引下，明朝贸易逐渐从朝贡体制向商舶体制转型。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17世纪月港开港，国内市场网络通过广州、澳门、月港伸展到全亚洲、欧美，海外贸易成为拉动明中后期中国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促进商品化农业生产与专业性商品生产发展，纺织业、陶瓷业、蔗糖业、冶铁业、茶业、蚕桑业、以及外销工艺品加工业等与国内外市场构成发达的交通、市场网络，瓷器作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外销产品，其生产的外向性、海洋性不断增强，在全球瓷器贸易中的份额也不断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著名的浙江龙泉窑，至明中叶以后趋于衰落，然而在福建、广东（图17-20）乃至越南，“仿龙泉”窑业却发展起来。“仿龙泉”异地再造，是龙泉技术的对外传播与资金流动，也包含着技术型人力资源的外流与溢出，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销属性，在国际瓷器市场上某种程度是“新龙泉”替代了“旧龙泉”。

图17 饶平余里窑窑址，为广东已知最早的仿龙泉青瓷窑口，大致年代为明早中期，规模宏大，制瓷技术和烧成技术高超，在广东同类产品中极为罕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图18 明代饶平余里窑产青釉菊瓣碗（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图19 明代惠东白马窑窑址，为广东规模较大的仿龙泉青瓷窑场，产品外销东南亚各地（笔者拍摄）

图20 惠东白马窑窑址及青瓷碗残件（笔者拍摄）

景德镇瓷业在大航海时代获得迅猛发展的契机，这与明中叶以后国内市场联系不断加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海外世界的经济交往日趋紧密有重大关联，连接江南、岭南与海外的交通要道大庾岭路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唐宋时期粤北韶州大庾岭路成为南方经济腹地与岭南交通的大动脉。宋人余靖称：“广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唐汉之西都也，由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浈）水最便。”明代大庾岭路为“朝贡之所途”，在国内交通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凡朝廷达官显人有事于广东，及使海外诸国，广之任使者如京师，与夫诸夷之奉职贡效臣顺者，未有不由于此。”明中叶以后国内市场经济繁荣，商业联系紧密，“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海禁时期江南商人“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名曰“走广”。故往来大庾岭路的商贾如云，货物如雨。嘉、万时人王临亨说：梅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鸟、绵、白氎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庾岭之名遂满天下”。万历二十年（1592），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从肇庆来韶州传教，往来于南雄，在《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中指出：“南雄是一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极为方便。欧洲、印度、麻六甲、摩鹿加与其它地方的货物，这里可说应有尽有。它和中国各地大半皆有往来，许多货物经此而输往他省，因此船只往来不绝，以我看来，它的面积和裴冷翠差不多。”“裴冷翠”（Firenze）为意大利佛罗伦萨之旧译，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世界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拥有发达的呢绒制造业、印染工业和转口贸易，当然也是诗人、作家、画家和雕刻师汇聚的艺术之都。在利玛窦眼里，南雄是可与佛罗伦萨相比拟的大城市。可以这么说，韶州、南雄是明后期粤北地区两个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大庾岭路是江南与岭南海陆对接、双向互动、走向世界的一条桥梁和纽带。

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西部的上川岛进行考古调研，在纪念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的小教堂附近海滨发现明代外销瓷码头遗址即大洲湾花碗坪遗址。2016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到处可见景德镇窑瓷片，种类有青花、青花红绿彩、红绿彩三种；器型以碗、盘为主，另有少量罐、壶等，这些瓷器残片的纹饰，有花鸟纹、龙狮纹、八卦纹和人物故事等中国传统纹样，有些瓷片带“正德年造”款。正德前后正是明朝海外贸易转型、“广中事例”确立时期，也是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欧洲人进入中国海域，在川山群岛等海岛频繁走私的时期。上川岛遗址发现青花圣十字架纹饰瓷片，为葡萄牙“基督圣教”(Order of Christ)的标记；还发现葡文瓷片，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明代嘉靖年间瓷瓶铭文“ISTO MANDOU FAZER JORGE ALVRZNA ERA DE 1552 RENA”完全相符，可证该瓷器残片为葡萄牙人Jorge Alvarse 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所订制瓷瓶之遗存，说明上川岛遗址为中葡早期瓷器贸易的一个据点。

2022、2023年，水下考古学者在南海西北坡西沙群岛1500米海底发现I号、II号沉船，采集了海底沉积物及底部水样，提取出水文物标本约600件（套），后来又陆续发现铁锚、箱子等，这是我国继南海I号沉船发现之后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重大发现。I号沉船遗址遗物器类十分丰富，以青花瓷为主，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估计数量超十万件，所出瓷器与景德镇湖田窑、落马桥窑址等所出的瓷器相似。初步判断I号沉船是一艘满载景德镇外销瓷器等货物出航的由豪门巨商及中小商人共同组织的私人商舶，年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II号沉船遗址核心区为大量码放整齐的源自印度洋地区的乌木，及少量陶器、瓷器、蝾螺壳等，瓷器也产自景德镇，是一艘返航中国的商船，年代约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目前，南海西北坡I号、II号沉船正在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存在诸多未知问题，不过可以肯定，这两艘沉船处在明中叶贸易制度转型，“广中事例”初步开启时期，也是中葡早期接触并在官方默许下开始走私交易的时期。综合沉船船型、体量、货物种类，宋建忠先生认为，I号沉船从广州出发的可能性最大，目的地应是连接南海与印度洋的最大贸易中转港马六甲。II号沉船可能是从马六甲装载了来自印度洋地区的乌木后返回广州。笔者认为，结合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埃维拉《广州来信》等史料记载，南海西北坡I号、II号沉船在南海走私，被西人称为“贸易之岛”的上川岛可能是关联度最高的地点。澳门开埠之前，上川岛是中葡商人在景德镇—广州—马六甲之间走私贸易的主要据点。

正德、嘉靖间，葡萄牙人在珠江口走私贸易中，通过中国商人向景德镇订制瓷器，从景德镇起运，通过鄱阳湖、赣江水路，经南安（大庾、大余）越过梅岭，到达岭南的南雄，在南雄再度上船，由浈水入北江，水运到广州及其附近的走私据点，再海运至葡人占据的马六甲，转口远销印度洋乃至欧洲。显然，从江西景德镇到珠江口湾区，再到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欧洲市场，中外建立起跨区域、国际性的运输网络与区域分工合作机制。这种外向型生产—贸易新机制，显非短期所能形成，关涉区域与部门也不是单一的，从而带动了内陆地区与贸易港口之间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多方面发展和互相促进，成为明中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澳门开埠以后，广州与澳门构成广东贸易的“二元”中心结构，葡萄牙人通过参加每年一到两次的广州“交易会”，经营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转口贸易，获利甚厚。

明清时期广州不仅输出本地产品，而且集散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商品，包括江西、福建诸窑口生产的瓷器。嘉靖三十五年（1556）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在《中国志》里记述了当时广州瓷器市场的情景：“瓷器有极粗的，也有极细的；有的瓷器公开售卖是非法的，……尽管这样，瓷器的最大市场仍在城门，每个商人都在他的店门挂一块牌子，写明他店内出售的货物”。

清康熙开海以后，为满足外国商人的要求，广州窑厂专门从景德镇订造素身瓷器（瓷胚），然后按样加工，有些采用西洋绘画工艺和材料，以洋画技法绘制素瓷，加釉烧制三彩或五彩，称为“广彩”，亦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瓷”。刘子芬《竹园陶说》说：

这里提到的经营景德镇与广州之间陶瓷生意的“我国商人”，应即广州官府许可经营的“揽头”“铺行”之类。明末颜俊彦《盟水斋存牍》收录一份名为《各铺行答应照依旧规详》的“公移”称：“审看得铺行答应，原有成规。物之产于外夷者，夷商供之；物之出于内地者，内商供之。”史书记载，清季景德镇的“火窑”生产与销售，“每年产瓷约值六百万元。其输出多由瓷行掌之，总数五十家。销路以湖广为最多，年约二百万元，由湖南、湖北、广东各瓷行掌之。……除由瓷行输出外，有在该镇零售者，计瓷器店三百余家。”文中之“内商”，应该包括景德镇经营外销瓷的“广东瓷行”。

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50幅的瓷器烧造图，描绘了瓷器从采集原材料到装运出洋的整个制作过程。这套50幅水彩画册，是18世纪30年代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广州做生意时购买并带回瑞典的。据研究，该画册之39至50图，描绘了从瓷器生产地到瓷器外销口岸广州的整个过程，展示了外销瓷产地、口岸城市（广州）与海外市场紧密联系的生动画面。这套图册完整再现了“景德镇瓷器工厂——瓷器商人——广州铺商——西洋商人”的瓷器生产“前店后厂”式的“产—供—销”全过程，其间可以看到工人们辛勤的劳作，瓷器商人的精打细算，以及西洋商人的贸易活动，也可以看到清政府从产地到出口地对瓷器贸易的控制和管理。此类不同年代、但相同题材的纸本水彩画，在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等亦有收藏，形象地再现了清代景德镇与广州之间的瓷器产销体系与市场网络。 

广彩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美国人威廉希基到广州旅行，他参观河南瓷器工厂后说：在一间长廊里，约200名工人正忙着往瓷器上描绘图案，并敷以各种色彩，有老年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当时这种工厂竟有100多个。说明盛清时期广州河南瓷器从业者甚众，生产规模相当可观。

四、大航海时代佛山跻身"天下四大镇"与石湾外销瓷新业态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区，汉代以来就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农耕区和鱼米之乡，是珠三角水陆交通重要枢纽，有西江、北江干流通往广州，有西江支流通顺德、番禺、东莞、新会诸大邑，直通大海；北溯北江、浈水，可抵两京、陕洛及荆吴诸省，西沿西江，可至梧桂川滇。明正统以后，佛山“生齿日繁，四方之舟车日以辐辏。”霍与暇指出：佛山为“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佛山工商业居民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为珠江口湾区一大市镇，经济以冶铁、陶瓷等产业见长。清代佛山与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一起成为举世闻名的“天下四大镇”。

明中叶以后佛山陶瓷业迅猛发展，与当时各种生产、市场要素不断向佛山流动和聚集直接相关。明代佛山石头霍氏、李氏、金鱼堂陈氏、佛山霍氏、纲华陈氏、石湾霍氏、黄氏等，均投资陶瓷、冶铁等行业，为佛山手工业发展奠定雄厚基础，陶瓷行业出现了祖堂居、陈粤彩、陈文成、杨名、杨升、可松等陶瓷业良工名号。清代佛山陶瓷业聚集起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一如冶。”嘉庆时人林绍光谓：“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石湾陶业全盛时期，共有陶窑一百零七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陶瓷厂家有两来正记、文如璧、大昌、黄炳、陈祖、黄古珍、冯秩来等，晚清至民国石湾陶家更多。

佛山陶瓷业在技术上博采国内名窑烧制技术之众长，推陈出新，形成技术精湛、产品精良的陶瓷新产业。石湾窑仿定窑之“粉定”，仿哥窑之“百土及碎”，仿钧窑之“青釉夹紫红斑”，仿景德镇之“彩瓷”，仿龙泉窑之“梅子青”，仿磁州窑之“白釉与铁锈花”，仿建窑之“兔毫釉”，模仿逼真，吸收优点，融合变化，仿中有创，青出于蓝。尤其善仿钧窑，以蓝色、玫瑰紫、墨彩、翠毛釉等为佳，称“广钧”，兼之先进龙窑的出现，提高了石湾陶瓷产品的质量。佛山陶瓷业与新崛起的广州“广彩”均得益于新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仅是广东地区外向型瓷业的两支标杆，也是清代外销瓷生产的先进之区。

石湾陶瓷业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汇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广阔的市场。清初屈大均说：“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广州口岸的陶瓷贸易，石湾陶瓷出口仅次于江西景德镇而居全国的第二位。 

1998年夏，越南南部金瓯海域发现一艘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出水遗物13万件，包括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广东佛山石湾窑等生产的陶瓷，石湾“祖唐居”“梁齐号”窑场烧制的多款彩釉盘相当精致，为研究清代佛山瓷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图21、22）。

图21  金瓯沉船上石湾窑“祖唐居”款彩釉盘

图22  金瓯沉船上石湾窑“祖唐居”款和“梁齐号”款彩釉盘。

[资料来源：Nguyen Dinh Chien（阮庭战）, The Ca Mau Shipwreck 1723-1735, Ha Noi, 2002]

结语

世界上不同文明和族群，通过海洋这一纽带，建立起川流不息的物质与文明交流的渠道和桥梁，丰富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公元1世纪前后数百年，是人类海洋文明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连接地中海—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世界的海上航线在南印度—斯里兰卡海域交汇对接，汉武帝派出的官方船队远航至黄支国和己程不国，后人称这条航路为海上丝绸之路。本文关注的一些中国生产的日用陶瓷产品，很早就通过这条航路被带到遥远的海外世界。7、8世纪以后，东西方海洋贸易进入繁盛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乃至日本人、朝鲜人，四海扬帆，持续经营着从波斯湾—东非海域到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的贸易往来，带动物质、技术、人口的跨海域流动与跨文化交流，堪称人类海洋史上第一个“大航海时代”。中国陶瓷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丝绸之外的大宗贸易商品，此后一直长盛不衰，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与日常生活，以致于有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更名为海上陶瓷之路。

海洋贸易改变世界。唐宋时期海外贸易成为拉动中国国内生产、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力量，不仅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也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其影响力，国内交通与海外交通、水运-陆运与远洋海运相衔接，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相联系，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海外市场消费互相联动的新经济发展方式，以外销瓷为代表的外向型涉海手工业部门蓬勃兴起，丝绸、陶瓷等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运销海外，传统地域社会与经济结构随之改变。沉船考古及相关研究显示，魏晋以降、唐宋之间历时数百年的深刻社会经济变迁、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既有来自唐宋中国的内部力量与内在逻辑，同时也有来自海洋的外部力量的影响；既有来自中国的内部力量的支撑，同时也有来自海洋世界的外部力量的参与，内外关联、海陆互动，海洋力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海洋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与之相适应，在沿海贸易中心、港口城市及经济腹地，服务于航海贸易的各种辅助性行业应运而生，专门生产航海贸易所需的储存器物、包装设备等特种产品。这种专门行当具有地区性、专业性、定向性特点和民间性质，处在经济生产链条的低端，成本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但它却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产-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在面向国际贸易与海外市场的生产-市场-供应链中，此类下游低端行业与上游生产出口商品的高端产业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本文关注的广东产陶瓷罐及其生产业态，是自然经济的一项带有海洋色彩的新内容、新生产方式，新经济增长点，在贸易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罐窥”海洋，从微观看宏观，观察海洋考古捞起的不起眼的古人航海日用陶瓷“广东罐”，审视古代珠江口湾区民间窑场西村窑、石湾窑、广彩瓷等精致外销瓷，可以发现，唐南汉至两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洋经济发展，南海之滨的珠江口湾区以及粤东滨海平原进入深度开发、高度发展的时期，广东陶瓷手工业在持续的贸易增长与经济理性推动下得到升级发展，粤东梅县水车窑和珠江口湾区广州西村窑、南海石湾陶业异军突起，从经营服务于贸易的附属型生产，分化转型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明清时期，在海洋社会经济领域，民间力量在与官方力量、海外势力的纠缠博弈中韧性十足，倔强成长，生生不息。以民间外销瓷业为代表的珠江口湾区经济高度参与国际贸易与生产分工，引领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在早期全球化时代不断推进地区经济增长与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面向全球的外销瓷生产与出口基地，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一个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