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职官志》概称，市舶司“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这是说，明代市舶司通过检查外国朝贡使团勘合真假、禁止外商与国内商人私下交易、向外国朝贡使团所带货物征税、指定牙商负责外商与内商交易、指定外国朝贡商人在官设宾馆居住等五个环节，来实施对外国朝贡贸易的管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由此认为，明代市舶司制度是一种防卫外交体制。《明史·食货志》又称，“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这里尤其强调了市舶司提举在管理海外国家朝贡贸易与防止中国商人不法贸易上的重要角色。然而，市舶司提举能否在“通夷情”与“抑奸商”方面来消除危害海防安全的“衅隙”，对市舶司提举的职场行为做具体研究就有必要。不过，《明实录》与《明会典》等官修史书对担任浙、闽、粤三地市舶提举的情况记载甚少。所幸，在宁波人张邦奇的个人文集中，略记有正德年间（1506－1521）浙江市舶司两位陈姓提举和嘉靖初期市舶中官赖恩行迹。为此，我们将以此为线索并结合其它中日文献，对正德时期浙江市舶司提举情况做一考察，以讨论明代市舶司管理的海外朝贡贸易及其所涉安全问题。

上述文字，张邦奇虽涉及唐宋时期市舶使历史，但主要内容还在于介绍明代浙江市舶司基本情况：（一）明州（宁波旧称）在明代已为日本贡使的专门入境港口，朝廷设置中官（太监）来主持市舶司事务。而市舶太监掌管外国朝贡物品输入事务，体现了明朝皇帝对外国朝贡贸易事务的重视和对市舶司的管理意志。据现代学者考察，正德年间曾经担任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有两位，正德前期为崔瑶，正德后期为王堂。（二）明代市舶司提举的人选一般是由通过科举考试之士和国子监出身的生员担任（“提举市舶之职，率选科目胄监士为之”）。根据明朝职官制度，市舶提举司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不过，由于有市舶太监主持市舶司政务，作为文官的提举在市舶司只是负责查验人员与货物（“职提举司者不过检视而已”），已属官场闲差。尤其是浙江市舶司，由于规定日本十年一贡，浙江市舶司提举所做的事更少。然而，这对于喜欢清静的读书求仕之人来说，反而愿意担任此职（“士之清修而恬静者，亦乐为之”）。（三）浙江市舶司提举由于是闲职，在职场上与上下级官员打交道，一般不会出现得罪别人的状况。所以，担任浙江市舶司提举的官员只要三年任期一满，一般容易得到好评，官职多能得到晋升（“上无所为督过，而下无怨讪之虞，故任是者苟检慎而不扰，往往不数载间，辄超擢以去”）。

而张邦奇笔下的第一位浙江市舶司提举，姓陈，为“闽南俊士，自游郡庠，名称已播南服。弘治乙卯领乡荐，卒业太学，官于兹土”。据另一位宁波士大夫李堂（1462－1524，曾官至工部右侍郎）在《赠市舶提举司正陈君考绩之京序》中介绍，“吾浙市舶提举司正龙溪陈君民俊，涖任之三年，将献绩于天官”，可知这位市舶司提举姓名为陈民俊，为漳州龙溪人。根据张邦奇所记，陈民俊是在弘治八年（乙卯年，1495）进入国学学习，李堂序文也说“陈君以乙卯贡士卒业”。而据《明弘治八年乙卯科福建乡试录》记载，该年乡试第三十七名为陈魁，为漳州府学生。其中，该年漳州府中式者有七人，而在府学中式的龙溪县人则有陈魁、洪異、陈文祥、苏霄等四人。那么，这位陈魁是否就是张邦奇和李堂所说的陈民俊呢？据嘉靖《龙溪县志》记载，“陈魁，由府学生中，初授宁波市舶提举，升大理府同知。”从陈魁的县籍、府学生中乡试和最初担任市舶司提举的情况看，显然张邦奇和李堂所记的“陈民俊”就是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中所记载的“陈魁”，民俊可能为陈魁的字号。那么，他是何时从国子监毕业并被授予浙江市舶司提举的呢？根据明朝对国子监监生的授官制度，他们被授予官职，必须经历在监学习完成积分与分派到各衙门历练政事两个阶段。按照洪武十六年（1383）规定，生员进入国子监学习划分为升堂（三等学堂）积分考试制，最快的“超越异常者”也需要近五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学业积分；而生员的历事阶段，则是从洪武时的三个月到后来延长至三五年不等。及至弘治十七年，仍有人奏称国子监生的正历写本和出差时间过长，造成监生的雍塞淹滞情况严重。一般来说，国子监生从入监到拨出为官大约需要十年左右时间。另外，根据明朝制度，通过选拨得官的国子监生，外任地方官者通常出任六品以下官。但根据李堂记载，陈民俊为“市舶提举司正”，应该是一出国学之门就担任了从五品的提举。所以李堂在文中说，陈民俊“需选初试即为大夫，握符统属，仕亦荣矣”，这里的“握符统属”也说明他获得正职。那么，陈民俊是何时来浙江市舶司担任提举的呢？陈民俊作为优秀国子监生，如果从进入国子监学习到选拨任官大约经过八年左右的学习和历练过程，那么陈民俊来宁波任职的时间大约在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不巧，孝宗皇帝在第三年五月去世，其长子厚照继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也就是说，陈民俊来宁波担任浙江市舶司提举大约在弘治末与正德初之时（1503－1506），其任上正好经历孝宗去世和武宗登基重大事件。此时，张邦奇作为弘治十八年进士，可能在科举考试前于家乡对陈民俊有初步了解；而当宁波士大夫为陈民俊饯宴赋诗送别后，他们邀请张邦奇这位不久进入翰林院的本地精英为他们的送别诗作序，可能是为体现宁波文人的知识高度和对陈民俊本人的重视程度。因为从这篇《西亭饯别诗序》内容看，张邦奇对陈民俊本人缺乏具体了解，“诗序”可能受宁波同乡所托请。

张邦奇在诗序中说，“四明之士又交贤而并誉”陈民俊，看来陈民俊在宁波任职期间与当地士人多有交往并获得较高评价。张邦奇作为皇帝身边的翰林院官员，也在序中不忘安慰这位担任闲职的陈民俊，在宁波虽未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政治仕途从此可以有个良好开端（“虽其素履厚蓄，未获大施，积德养望为发轫地者，固当在此”）。李堂也在文中称，“君以恬性雅资，适符官况，采之监司，达之台省久矣”。就是说，陈民俊的才华早为中央和地方官员所了解，离任宁波后的晋升将是必然。宁波士大夫选择在西亭为陈民俊设宴饯别送行，据宋人记载，西亭最初由王安石建于庆历年间（1041－1048）所建，为王荆公读书处，这也成为文人雅士聚会最佳场所，依明人记载，它位于鄞县县治西。

在这篇序文中，张邦奇重点阐述了宁波由海上贸易重要港口演变为海防重镇。宋元时期宁波港曾为中外海商贸易的重要港口，每年四月以后不少浙东海商从此扬帆出海贸易，而且还有浙南以及福建商也来此入港交易，另有高丽、日本、暹史贡船由此入港来华朝贡（“高丽、日本、暹罗诸蕃航海朝贡者皆抵此登陆”，“海乡之民，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中”）。然而，宁波自明朝开国以来，由于防倭的缘故已成为海防重镇，朝廷不但迁移翁山等地居民往内地居住，而且就地设立一些海防卫所，并设置巡海官专管海防事务（“国初以翁山险绝，以徙其民而空之，以绝寇源，虑患不为不深；并海要害置卫若所，又设巡海宪臣专领其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嘉靖时期《宁波府志》所记卫、所以及巡检司情况做进一步了解。当时，宁波府所辖之地设有四卫：“曰观海，曰定海，曰昌国，而宁波卫则附于郡城。卫之隙，置所者十：曰龙山，曰穿山，曰霩衢，曰大嵩，曰钱仓，曰爵溪，曰石浦前、后所，舟山则悬峙海中，而中中、中左二所在焉。所之隙，置巡检司一十有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山，曰宝陀（四司环置舟山之四面，隶宁波府），曰甬东，曰大嵩（隶鄞县），曰松浦，曰向头（隶慈溪），曰鲒琦，曰塔山（隶奉化），曰长山，曰穿山，曰霞屿，曰管界，曰太平（隶定海），曰爵溪，曰陈山，曰石浦，曰赵奥（隶象山），莫不因山堑谷，崇其垣墉，陈列兵士，以御非常。”尽管明朝海防措施设计如此严密，成化初年仍发生倭寇袭击大嵩等巡检司而肆意剽掠沿海的恶性事件（“当成化间，倭夷掠大嵩、霩衢，如履无人之境，虏财物子女，掉臂咍唉而去”）。而倭寇入侵之所以得逞，据成化年间“浙江定海卫副千户王铠言：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追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往者，大嵩尝被其毒。”即倭寇在入侵时佯扮朝贡使臣，以迷惑明朝官军而伺机突袭。倭寇的这种伪装，也给浙江市舶司接待日本朝贡使节工作带来挑战，在甄别来者身份时即要做好防备。

此时的浙东海防问题，根据张邦奇的观察和记载，又不止倭寇一种势力的挑战，还有“异方海贾，娴聣日熟，其可虞者又不止倭夷尔矣。”这里所说的“异方海贾”，究竟“异方”是哪国？张氏并未言明，有可能来自他并不知名的国家。那么，这个张邦奇不知名的国家有可能就是葡萄牙。有学者根据西方文献曾确认，葡萄牙人于1518年（明朝正德十三年）开始来到浙江舟山的双屿，并在此寻求贸易。在张邦奇看来，日本人以朝贡为名前来浙江很难拒绝，而沿海百姓依海谋生也断难封禁，这就需要负责海防事务的“巡海宪臣”要常驻海岛，以督促卫所等武弁人员对海洋防守常备不懈。这里所说的“巡海宪臣”，是指“巡海副使”。据学者考察，浙江巡海副使是在天顺四年（1460年）设立，由浙江按察副使出任，其职掌在于“经略海防，简练水陆官兵，处备粮饷之事；凡墩台、关堡、船只、器械，时督其属而饬治之；如有怠玩弗虔及作奸犯科者，以宪令纠治之；凡夷寇告警及境有草窃，大者则督兵剿之，小则捕而诛之；凡战守之事，胥与总兵同之，其重大者则以白于抚按，诹之三司，协议而后行之。”此前，浙江巡海副使驻宁波。但在张邦奇看来，浙东海防形势严峻，巡海副使应该迁驻海岛以使海防重心前移（“必使巡海宪臣恒驻蛟门之内，督率武弁慎封守而讥非常，则可以无患”）。

张邦奇在序文中还指出，“市舶之设专司贡献，而近复兼与海道，则提举之司于海隅休戚，亦不得以非已所职。”据此来看，浙江市舶司提举在最近则兼职浙江海道副使。而海道副使一般由省提刑按察司副使或佥事担任，副使官秩为正四品，佥事官秩为正五品。作为从六品的市舶司副提举兼理海道，显然是临时之举，应与海防形势有关。前已有述，张邦奇说宁波沿海有“异方海贾，娴聣日熟，其可虞者又不止倭夷”；他又说，“巡海宪臣恒驻蛟门之内，督率武弁慎封守而讥非常，则可以无患”。而在浙江海道副使位缺的情况下，意味着陈克宽有可能到宁波海域巡视过海防。据学者考察，成化年间浙江市舶太监就曾提督过海道。而嘉靖初年的浙江市舶太监赖恩，也曾“间出巡海徼”。即使陈克宽未能去巡视海防，从明代嘉靖《宁波府志》中的郡治图看，“海道司”与“提举司”相邻，这也为陈克宽兼署海道事务提供了便近条件。

与对第一位陈姓提举的了解相比，张邦奇对第二位陈姓提举的乡籍和家庭背景更为熟悉一些：“陈君克宽以潜山著姓，卒业太学，官四明之提司，三载考绩将之京，明之缙绅士饯之郡西亭，各为诗歌以嘉陈君。”张邦奇在这里所介绍的陈克宽，在安徽潜山德星堂的《潜阳陈氏宗谱》中有对他的简要介绍：“东海公，旧本有传，今缺。行三，字克宽，号敬斋，拨贡生，明正德戊寅任浙江宁波府市舶司提举，升湖广武冈知州，诰授奉训大夫，进阶奉议大夫。寿八十七，生卒缺。”根据上述记载，陈克宽为拨贡生出身。他应为潜山县学或者安庆府学第一名而被举荐参加国子监选拨，由此进入国子监学习。而他在国子监学习期间，也属于成绩优异者而得以通过吏部铨选得官。陈克宽是在正德戊寅年（十三年，1518年）来宁波任浙江市舶司任职，根据前面介绍的国子监生最初任官为六品以下的制度，他应被授予副提举（从六品）之职。依据明朝有关外官考满制度，外官三年一朝，参加考满，“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据此，他应该属于庚辰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参加进京考满者。张邦奇还在诗序中明确记载，“明天子方聿新政令，凡海内休戚利弊，正所乐闻，适云龙之会，被非常之恩，将不在斯行乎。”据此可知，陈克宽赴京考满的时间应是在正德十六年三月以后，因为正德皇帝正是在此年三月“崩于豹房”，而遗诏由兴献王长子嗣位。明朝外官进京参加考满，三年为初考，六年称再考，九年曰通考。陈克宽在宁波任职从正德十三年到正德十六年，时间上正好三年，参加考满，应属初考；而从《潜阳陈氏宗谱》对陈克宽的记载情况看，他是从浙江市舶司履职后到湖广武冈担任知州，知州的品秩为从五品，市舶司提举的品秩也为从五品。可以推定，陈克宽在浙江市舶司任职应是副提举（从六品），这才属于考满晋升。

张邦奇对于陈克宽在浙江市舶司的履职表现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夫以君敦敏之资，加之以廉慎，以是见察于监司，书其考曰才，曰无过而上之铨曹，固足以循资以进。然君子居土则虑其民，况职业有相关者乎，其以吾所闻者告之当道闻之天子，为明州曲突徙薪，则岂特三载之绩云尔哉。”文中所说的“敦敏之资”，应指陈克宽为人诚实而观察问题敏锐的禀赋；而“廉慎”，则是指他操守廉洁而处理政事细心务实的素质；“居土则虑其民”一语，说明陈克宽在浙江市舶司任官三年曾为宁波民众着想。陈克宽究竟为宁波之民所虑何事？张邦奇并未明言，只是说与其“职业有相关者”。前已有述，市舶司提举官的使命是管理海外国家的朝贡贸易，“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但在陈克宽担任浙江市舶司副提举时，并无日本朝贡使团来宁波。而张邦奇还说陈克宽“为明州曲突徙薪”，他的政绩“岂特三载之绩云尔哉！”就是说，张邦奇认为陈克宽在宁波的政绩超出了三年应做之事。究为何事？限于史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从陈克宽上任之前日本朝贡使团在浙江的境遇及其所暴露的问题，对他的履职行为做一推测。